加载中…
《孝經》非孔子所為書也，而義出於孔氏，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。朱子疑焉，為之刊誤。夫古經傳遠，誠不能無誤也；然朱子所刊，亦已甚耳。夫其書有不可通者，非本書之失，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，而文有訛失不能明也。
《漢·藝文志》云：「《孝經古孔氏》一篇，二十二章。其《曾子敢問章》為三章。」夫孝之常，在於事親立身，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，故《曾子敢問章》，義與首章之說相備。朱子《中庸章句》，以孔子言子、臣、弟、友之常為費之小，以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孝為費之大，夫《孝經》亦猶是已。舉《中庸》之言孝，以釋嚴父配天之義，則知聖人論孝，必極於是。以人子自盡之實，則匹夫啜菽而不為不足，以其行於天下之量，則為帝王，制禮樂，皆備於孝之中。故曰「義相備」也。
子言：「天地之性，人為貴」，至「聖人之德，又何以加於孝乎」，其辭盡矣。其下「故親生之膝下」，至「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，自為一章，以申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」義也。自「以順則逆，民無則焉」，至「其儀不忒」，又為一章，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，而但以虛辭訓民，民必逆之；而滋為凶德，縱能得志於民，而己實無禮以臨之，君子亦所弗貴，是以「君子慎威儀」一章，以申「非先王法服不敢服，非法言不敢道」義也。《藝文志》分三章是也，而章首各有脫文，又「訓」誤為「順」。儒者觀其發句言「故」言「以」，遂聯屬之，而以「子曰」字置「父子之道天性」及「不愛其親」之上，則失其所矣。
《孝經》後章之文，多以廣前章之義，但非必以經、傳分其次，亦不必拘拘比附也。若其辭有同於《左傳者》，蓋此固曾氏之書，而《左傳》傳自曾申，劉向《別錄》記之矣，意或為傳時取辭於是，未可知也。不幸《孝經》之文，訛脫不具。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，遂疑為襲左氏也。其病亦由混合為章者過也，若其首前儒所分為七章者，朱子合為一章，則說誠善無以易矣。
夫儒者有德行，有言語、文學，苟非亞聖之才，不能備也。德行之儒或疏於辭，若《坊記》《表記》、《緇衣》之類，每一言畢，輒引《詩》、《書》文以證之，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，亦洙、泗間儒者之習然也。子思、孟子然後不為是習，至荀子則亦有之矣。《孝經》引《詩》、《書》亦頗有，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，而節去之，恐未可也。
世所傳《逸周書》者，《漢·藝文志》載之《六藝略·尚書》中，但云《周書》七十二篇，不云《尚書》之逸者。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，劉向說也。班氏不取，識賢於向矣。
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。子貢曰：「文、武之道，賢者識其大，不賢者識其小。」雖小而所傳誠文、武道，非誣也，誣則奚取哉？周之將亡，先王之典籍泯滅，而里巷傳聞異辭。蓋聞而識者，無知言裁辨之智，不擇當否而載之，又附益以己之私說。吾意是《周書》之作，去孔子時又遠矣，文、武之道固墜矣。
《莊子》言「聖人之法，以參為驗，以稽為決，其數一二三四」是也。此如箕子陳《九疇》，及《周禮》所載，庶官所守，皆不容不以數紀者。若是書以數為紀之詞，乃至煩復不可勝記，先王曷貴是哉？吾固知其誣也。
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，或本於聖賢，而間雜以道家、名、法、陰陽、兵權謀之旨。《程寤》《太子晉》篇，說尤怪誕，殆非儒者所道。校書者宜出之六藝，入之雜家，乃為當耳。宜依其本書名曰《周書》，雖與《尚書周書》名同，不害也。不當曰逸，云逸，則附之《尚書》矣。
世所有論兵書，誠為周人作者，惟《孫武子》耳，而不必為武自著，若其餘，皆偽而已。
任宏以《司馬法》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，班固出之以入《禮經》。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，則其書可知矣。世所傳者，泛論用兵之意，其辭庸甚，不足以言《禮經》，亦不足言權謀也，且僅有卷三耳。
《漢·藝文志》：《吳起》四十八篇在兵權謀，《尉繚子》三十一篇在兵形勢。今《吳子》僅三篇，《尉繚子》二十四篇。魏、晉以後，乃以笳笛為軍樂。彼吳起安得云「夜以金鼓笳笛為節」乎？蘇明允言：「起功過於孫武，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。」不悟其書偽也。尉繚之書，不能論兵形勢，反雜商鞅形名之說，蓋後人雜取，苟以成書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