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载中…
余嘗讀史，病其煩而難記，散而難觀也。因仍《通鑒》之舊，採掇而分次之，所以舉要以省其煩，立類以合其散，使之粲然可考而無難也。總為二卷，名之曰《史要類鈔》。
嗚呼！世教衰而博學審問之功廢，學者日趨於苟簡而不自止。故經有節文，史有略本，百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，以為一切速成之計，遂使義理之微不備，事變之實不詳，無以淹會貫通，明其同異而辯其得失矣。此蓋為學之弊至是而極矣！余為是編，豈所謂恥過而作非哉？亦余之不得已也。
夫三代而下，作者日滋，其於言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，然其間皆莫非至理之所在也。苟欲窮之，則茫洋浩汗，非殫歲月，疲精思，有不能究其萬一，亦可謂難矣。而況余以魯鈍之資，處喪亂之世，奔走之役勞其形，憂患之事拂其性，而欲從事於此，豈不又難矣哉？然嘗懼其荒落而卒於無聞也，故區區於聖賢之書，猶不敢廢，間因讀史而作是編，以自便覽閱，雖未免苟簡之失，然其興壞理亂，有切於當世者，亦具在是，則庶乎可免為無聞之人矣。故曰：亦予之不得已也。
天若欲成其志，使得有沄粥之養，以自返於大山長谷之中，一肆其力於所未知，則亦將無事於是編也。
夫明時治曆，自黃帝、堯、舜與三代之聖王，莫不重之，其文備見於傳記矣。雖去古既遠，其法不詳，然原其要，不過隨時考驗，以合於天而已。
漢劉歆作《三統曆》，始立積年月日法，以為推步之準。後世因之。歷唐而宋，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，豈故相為乖異哉？蓋天有不齊之運，而曆為一定之法，所以久而不能不差，既差則不可不改也。
元初承用金《大明曆》。庚辰歲，太宗西征，五月望，月蝕不效。二月、五月朔，微月見於西南。中書令耶律楚材以《大明曆》後天，乃損節氣之分，減周天之秒，去交終之率，治月轉之餘，課兩曜之後先，調五行之出沒，以正《大明曆》之失。且以中元庚午歲，國兵南伐，而天下略定。推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，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同會虛宿六度，以應太祖受命之符。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，創為里差，以增損之，雖東西萬里，不復差忒。遂題其名曰《西征庚午元曆》，表上之，然不果頒用。
至元四年，西域劄馬魯丁撰進《萬年曆》，世祖稍頒行之。十三年平宋，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、太子讚善王恂、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。衡等以為金雖改曆，止以宋《紀元曆》微加增益，實未嘗測驗於天。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、鄧元麟、毛朋翼、劉巨淵、王素、丘鉉、高敬等，參考累代曆法，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景，參別同異，酌取中數，以為曆本。十七年冬至，曆成，詔賜名曰《授時曆》。十八年，頒行天下。二十年，詔太子諭德李謙為《曆議》，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，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，誠可為之永久。自古及今，其推驗之精，蓋未有於此者也。
今衡、恂、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《曆議》故存，皆可考據，是用具著於篇。惟《萬年曆》不復傳，而《庚午元曆》雖未嘗頒用，其為書猶在，因附著於後，使來者有考焉。作《曆志》。
古者女子之居室也，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訓之。凡左右佩服之儀、內外授受之別，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，蓋無所不備也。而又有天子之后妃、諸侯之夫人，躬行於上以率化之。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，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，夫豈偶然哉？
後世此道既廢，女生而處閨闥之中，溺情愛之私，耳不聆箴史之言，目不睹防範之具，由是動逾禮則，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。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，非其生質之美，則亦豈易致哉？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略也。
元人受命百有餘年，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有矣，然其繁殆不能盡書。今採其尤卓異者，具載於篇。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，雖或失於過中，然較於苟生受辱，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。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。
余世居吳之北郭，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，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。十餘年來，徐君幼文自毗陵，高君士敏自河南，唐君處敬自會稽，余君唐卿自永嘉，張君來儀自潯陽，各以故來居吳，而卜第適皆與余鄰，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。余以無事，朝夕諸君間，或辯理詰義，以資其學；或賡歌酬詩，以通其志；或鼓琴瑟，以宣堙滯之懷；或陳几筵，以合宴樂之好。雖遭喪亂之方殷，處隱約之既久，而優遊怡愉，莫不自有所得也。
竊嘗以為一郡一邑，有抱材藝之士而出於凡民者，皆其地之秀也。若諸君，其諸州之秀歟！以諸州之秀萃於一鄉，吾里何幸哉！且人之求友者，或命駕裹糧，遊於四方，而未必可得。今余不出閭閈，而獲友之多如是，則非吾里之幸，而余之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