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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臣注《文選》，以淵明詩，晉所作者皆題年號，入宋但題甲子，意謂恥事二姓，故以異之。後世因仍其說，雖少遊、魯直，亦以為然也。治平中，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，辯其不然，謂淵明之詩，有題甲子者，始庚子，距丙辰凡十七年，詩一十二首，皆安帝時作也。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，始禪宋，夫自庚子至庚申，計二十年，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，輒有恥事二姓，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？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，所題甲子，偶記一時事耳，其說出而舊疑釋矣。後蔡采之《碧湖雜記》又云：元興二年，桓玄篡位，繼而劉裕秉政，至元熙二年始受禪，前此名雖為晉，實則非也。故恭帝曰：「桓玄之時。晉氏已無天下，重為劉公所延，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」計時逆推，正二十年也。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，故所題云云。
以予論文，若唐若宋，天下危而復安，常有之也，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？故唐韓偓貶後之詩，亦紀甲子耳。後因全忠篡唐，人跡遂以為有淵明之志。蔡說謬矣。惜思悅尚辨未至，若曰：「二十年間，陶詩豈止十二首耶？且未革之時，逆知即題甲子，而永初、元嘉之作，反不題甲子，何耶？至於《述酒篇》內「豫章抗高門，重華固靈墳；流淚抱中歎，平生去舊京。」正指宋迫恭帝之義，又何不題甲子耶？蓋偶爾題之，後人偶爾類之，豈陶公之意耶？因復辨之，以足思悅之義。
昭君名嬙，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。漢元帝時，呼韓來朝，敕以宮女五人賜之。昭君入宮數年不見禦，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求行。此前漢《匈奴傳》之方也。《西京雜紀》乃云：帝常使畫工圖形，按圖召幸；宮人皆賂畫工，獨王嬙不肯。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，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。按《前漢書》作於班固，《雜紀》乃葛稚川者也。稚川自云：《雜記》即劉歆之《漢書》，而班固所取，不盡二萬許言，及小異者，錄成此書，餘則固已全取為《漢書》矣。觀此，則非小異，理當相同；或班史不載可也，今既載之，當以班史為是。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，亦或傳寫之訛，不可知。惜其葛言一出，而後世論者，隻據《雜記》之言，而不知昭君之實也。就如《雜記》所言，又當時畫工，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，而不知同時有劉向、陳敞、龔寬、楊杜、樊青等俱棄市。此又《樂府解題》所載。
羲之書經換鵝事，張漢《雲穀雜記》辨之甚明，但文多而難備錄，蓋以羲之兩次事也，今予略具辨，直著其義於左。一書《道德經》，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，求市不得，因為之寫換也。此出傳中所謂「寫畢，欣然籠鵝而歸」。一書《黃庭經》，亦山陰道士好黃庭，又知羲之愛白鵝，逆以數頭贈之，得其妙翰。俱緣以寫經換鵝，故後人指為一事，辯之紛紛也。獨李太白於《右軍》詩曰：「右軍本清真，瀟灑在風塵，山陰遇羽客，愛此好鵝賓，掃素寫道德，筆精妙入神，書罷籠鵝去，何曾別主人？」又《送賀賓客歸越》詩：「鏡湖秋水漾晴波，狂客歸舟逸興多，山陰道士如相見，應寫黃庭換白鵝。」此可知矣。至若衍極之論固精，恐白不至如此誤也。
冰清古琴，有見二處，其一嶽珂《桯史》所載，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斫，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；其一周公謹《雲煙過眼》所載：為唐開成中郭亮製，建中靖國修。未知孰是。
宋葛常之作《韻語陽秋》，好處固多，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霸，誤矣；又謂高適作《送人赴越上》詩，即用張翰蓴鱸故事，被人譏非其地。解曰：漢地裏誌，吳縣隸今會稽。殊不知高適既錯，而《陽秋》之解亦錯也。蘇、鬆、常、鎮四府，秦漢名為會稽郡，非越之會稽也，以為今之會稽可乎？但春秋時因越並吳，蘇、鬆嘗一名為越矣，然終不可易其久名之越，況在於唐時，可用暫稱之名也乎？高因古書中有會稽、三吳之稱，遂不考而用之，葛又不特錯為之解，且又不知蘇、鬆真嘗稱越來。如知之，必以並越解之矣。
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氈，不知出晉武帝，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，太子惡之，置針於賜坐氈中，刺之流血。遂有此言。
綸字世人皆知兩音：一曰倫，一曰關，而不知其故也。蓋倫巾韻同而音近，詩法所忌也，故讀曰關。皮日休有「白綸巾下發如絲」之句，有一本注作 「關」，想始於此。《韻會》雖有兩收，皆引釋於倫字之下，而無一字及關字義，且關字仍注龍春切，則依舊當為「倫」字矣。其所以二收，正因韻書起於沈約，若《說文》止於一收，為可知矣。
《集異記》載：隋開皇中，并州釋子澄空，鑄鐵佛高七十尺，三鑄舍身而後成。轉世為李昺，造平等閣以覆鐵佛，以其異也。嘗聞予友孫惟謙光云：過真定，見銅佛有高七丈者，其寺名龍興。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，《一統志》以為宋建，閣名大悲：予意寺閣之名，或後所易，誌言宋建，亦恐訛也。但佛之銅鐵，何不同耶？豈澄空自是一佛，而鑄後復有所修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