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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門人進賢章詔錄）
章詔問：“嚐與朋友講論，國家有三大患：一，邊方之害；二，宦官之禍：三，閘河運道之苦。”先生曰：“是固然，所謂大患者尚不在此。”詔三請，答曰：“當今大患，隻是士習不正耳。蓋天下國家所恃以治安者惟人才，若士習不正，則其患何可勝言！”自是屢言及此，蓋深探其本也。
先生謂詔曰：“古之聖人，隻是虛心取善。如堯則稽眾舍己，舜則好問好察，大禹聞善則拜，孔子好古敏求。且以舜之聖知何如也，曆山、雷澤、河濱之人，其微賤又何如也，舜與之群居並處，而其人之有善，尤樂取之，未嘗自以為聖，亦初不見其人之微且賤也。則舜之心廣大何如哉！厥後，孔門獨有取於子賤為君子，以其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。既宰單父，猶師事賢於己者有五人，用成不下堂之治。孔子歎之曰：‘堯舜聽天下，務求賢以自輔。惜乎！不齊之所治者小也。’若子貢，則夫子但許其‘器’，固未至於不器之君子矣。他日，夫子謂其日損，則好與不賢者處也。子賤其可法乎！”
問為學難。曰：“學者切要工夫隻在克己。克己之要，須自家密察此心，一有偏處即力製之，務有以通天下之誌。故曰：‘一日克己複禮，天下歸仁。’”
詔問：“講良知者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聖人教人，每因人變化。如顏淵問仁，夫子告以‘克己複禮’；仲弓，則告以敬、恕；樊遲，則告以‘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’。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，未嘗規規於一方也。世之儒者誨人，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諧，刻數字以必人之從，不亦偏乎！”
問；“今學者論舉業、德業為二，可乎？”先生曰：“舉業中即寓德業。試觀所讀經書，及應舉三場文字，何者非聖賢精切之蘊，仁義道德之言！試以是體驗而躬行之，至終其身不易，德業在是矣。”
詔每以先生常言“學者甘貧改過”從事，頗有功。曰：“然。能甘貧，則凡一切浮雲外物，舉不足為累矣。能改過，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。大抵過失亦多生於不能安貧中來。貧而能安，過亦可少。觀於顏子可見矣。雖以成湯之聖，而猶曰‘改過不吝’。秦穆公霸者之君耳，其伐鄭歸而悔過，自誓之言，乃列於書之終篇，與帝王並稱也。過隻不宜頻複，貴於速改。”
學者問：“天下事事物物俱要理會過，可乎？”曰：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。如禮樂、製度、錢穀、甲兵、獄訟之類，皆當究心，庶幾他日可以應用。至於各年通報，諸臣條陳政務，亦各有善處，可覽記之。但不可騖其心，騖其心則本心之仁已亡所，多識者猶口耳也，亦不足以應務。”
語莆田林賢曰：“學者人倫日用冠、婚、祭、射之禮尚未能行，卻輒言論高遠；且為學當有轉移活法，若說隻閉門澄心便了了天下事，恐未必能了也。”
或問朋友講論多不相入。先生曰：“須要心氣和平，使人聽服。不然，則至爭辯麵頸發赤，雖講之善，亦是不善也，所謂學安在哉！”
先生語基學曰：“朱子平生隻以‘正心誠意’四字告君。格心之學，誠不出此。但執定此法，恐人君資稟學力有所不逮，便坐捍格。要當有入手處，或隨其偏處救之，或就其明處通之，方是心意活動。”
基學論日月明，“學者隻惟學其明處，不必學其照處”。先生曰：“何不學天？日月亦天之運用者耳苟為雲霧所障，則明掩矣。若天地，日月、風雲、雷霆、霜霧，皆所馳使運行者也。”
問講學。曰：“切不可執泥己說。如此等人，則雖有善言，執而不悟，人亦不告之矣。學者須去此病，使聽得四方九州之言，始於已有聞善之益。不然則聞見狹，而遺乎善者多矣，惡在其為學！”
問“致良知”。先生曰：“陽明本孟子‘良知’之說，提掇教人非不警切，但孟子便兼‘良能’言之。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後，必先知而後行，不可一偏。傳說曰：‘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’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為行也。縱是周子教人曰靜曰誠，程子教人曰敬，張子以禮教人，諸賢之言非不善也，但亦各執其一端。且如言靜，則人性偏於靜者，須別求一個道理。曰誠曰敬固學之要，但未至於誠、敬，尤當有入手處。如夫子魯論之首，便隻曰‘學而時習’，言學則皆在其中矣。”詔曰：“此可見聖人之言約以弘，辟之於天；諸子則或言日月，或言星辰，或言風雲、霜露，各指其一者言之。若聖人則言天，而凡麗於天者，舉在其中矣。然言天之道‘於穆不已’，君子之學當‘自強不息’，比希天之道也。若是，則前所謂靜，所謂誠，所謂敬與禮者，一以貫之矣。詔鄙見如斯，未知可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
先生曰：“今日諸生相聚，皆四海九州之人。一旦於此講學，非意氣之孚不能若此。講論道理，乃天下公共之理，若有未善，當極其辯論，以求其是，毋吾以也。”
問聖賢教人之方。曰：“大學乃是立定規矩條目，使人有所持循。論語則多因門人弟子問答及君臣相與之言，各就其資稟造諧，與夫人之病痛處言。語、孟不必同於中庸，中庸不必同於語、孟。拘拘執一者非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