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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三皇降而為帝，天下不復有皇矣。五帝降而為王，天下不復有帝矣。三王降而為霸，天下不復有王矣。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？仲尼之門，羞稱五霸。蓋以其疑於王，故嚴為之辨耳。自王而降即稱霸，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？今世開口便說純王之政，然究其所至，不知於霸者何如也。然五霸以齊桓為稱首，而齊桓之所以霸者，管仲之力也。故孔子稱之曰：「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。」又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以兵軍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孔子未嘗以仁許人，獨稱管仲曰「仁」，蓋深與之也。然三王治天下之道，著於六經。齊桓定霸之跡，載在《管子》。今觀《管子》一書，自「牧民」以至「輕重」凡二十四卷，其中有經言、外言、內言、短語、區言、雜言、管子解、管子輕重，共八十五篇。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威定霸者，具在於是，是皆施之而有實效者也。則春秋戰國諸子，其能若是班乎？
太史公《史記·伯夷傳》之後，即立「管夷吾傳」。傳中載其所稱曰：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順民心，故論卑而易行，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。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為政也，善因禍而為福，轉敗而為功。貴輕重，慎權衡。《管子》八十五篇，大要不出此數語矣。
《管子》又曰：形不正者德不來，中不精者心不治。正形飾德，萬物畢得。翼然自求，神莫知其極。昭知天下，通於四極。故曰毋以物亂官，毋以官亂心，此之謂內得。是故意氣定，此數言亦似道家語。
《管子》曰：國有四維，一維絕則傾，二維絕則危，三維絕則覆，四維絕則滅。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滅不可復錯也。何謂四維？一曰禮，二曰義，三曰廉，四曰恥。戰國諸人，唯功利是圖，其能知禮義廉恥者，蓋亦鮮矣。
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涸之倉，藏於不竭之府。下令於流水之源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明必死之路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錯國於不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。積於不涸之倉者，務五谷也。藏於不竭之府者，養桑麻育六畜也。下令於流水之源者，令順民心也。使民於不爭之官者，使各為其所長也。明必死之路者，嚴刑罰也。開必得之門者，信慶賞也。不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強民以其所惡也。不處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世也。不行不可復者，不欺其民也。其言皆切於治理，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，可以保常治矣。又豈特霸齊而已哉？
《管子》以為士農工商四民者，國之石民也，不可使雜處，雜處則其言吡其事亂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，處農必於田野，處工必於官府，處商必就市井。使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，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，不肅而成。其子弟之學，不勞而能。嗚呼，由今之世，茍四民皆有定業，則民誌定矣。民誌定，而天下有不治者乎？
晏子則有《晏子春秋》，其所以治齊者，未必專於用墨，然觀其宗廟之祀，豚肩不掩豆，瀚衣濯冠以朝，則亦儉而過苦。其術則本之墨氏。
法家者流，韓非、申不害、商鞅諸人是也。名家者流，彭蒙、田駢、慎到諸人是也。韓非有《韓非子》，申不害有《申子》，商鞅有《商君書》，慎到有《慎子》，世皆有其書。
《慎子》曰：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。今立法而行私，是與法爭，其亂甚於無法。立君而尊賢，是賢與君爭，其亂甚於無君。故有道之國，法立則私善不行。君立則賢者不尊。民一於君斷法，國之大道也。慎子之言如此，而莊子以概乎皆嘗有聞許之。余觀其說，大率李斯之柄秦，用此道也。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理。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，不覺入於其中。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。至以尊賢為賢與君爭者，是何等語耶？李斯信之，遂啟坑儒之禍。嗚呼，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，非耶。
余觀慎子之書，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。其言曰，投鉤分財，投策分馬，非以鉤策為均也。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，得惡者不知所以怨，此所以塞怨望也。故蓍龜，所以立公言也。權衡，所以立公正也。書契，所以立公信也。法制禮籍，所以立公義也。凡立公，所以棄私也。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。
《文子》曰：川廣者魚大，地廣者德厚。其言博大，不專於刻急。
又曰：水雖平必有波，衡雖正必有差。
《文子》曰：文子問老子，法安所從生，曰：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，應合乎人心。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從天下，非從地出，發乎人間，反己自正。其說甚平，名法之近道者。
世又有五子，蓋鬻子、關尹子、尹文子子華子、鹖冠子是也。鬻熊是文王師，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，或者是偽書也。
太史公之論《韓非》曰：引繩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可謂深得韓非之要矣。
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，反舉浮淫之蠹，而加之功實之上。以為儒者用文亂法，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，急則用介胄之士。所用非所養，所養非所用。廉直不容於邪枉。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「孤憤」、「五蠹」、「內外儲說」、「說難」五十五篇，十余萬言。人或傳其書至秦，秦王見「孤憤」「說難」之書曰：「嗟乎，寡人得見此人與遊，死不恨矣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