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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。冢宰賢，則百司得職，而天下之事理矣。余觀中世以下，士鮮全才。其嚴於律己者，每傷於刻；其寬以應物者，常失之通。聰明者，見事速而短於持循；敦篤者，守法堅而缺於裁變。遲鈍之士，可以固而有常，佻狡之徒，亦能權以濟事。茍當其材，則尺寸之木皆適於用。若違其任，則雖合抱亦無所施。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，山巨源之識，然後可以無憾。魏劉邵作人物誌，以九征論人。其言曰：凡人之質量，中和最貴矣。中和之質，必平淡無味，故能調成五材，變化應節。是故觀人察質，必先察其平淡，而後求其聰明。聰明者，陰陽之精。陰陽清和，則中睿外明。聖人淳耀能兼二美，自非聖人莫能兩遂。故明白之士，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。玄慮之人，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。若官人者，能以劉邵之言參之，則庶乎司其契矣。
皇甫司熏言，我初入仕途時，見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。故其人必儀貌凝重，或神宇清澈者，與諸司官不同。今不問其人，但資性伶俐巧於進取者，即推吏部四司矣。昔日提學禦史，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。今不問其人，但禦史肯開口講道學者，即點提學矣。夫銓綜群才，使賢愚各得其任。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，此吏部事也。能明經術，養士氣，使英賢輩出，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，此提學事也。故此二者所關最大，今乃若此，是孰司其咎耶？或勢之所趨，雖賢者不能挽之也。
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。北上時，過吳門見訪，余語之曰：當今第一急務，莫過於重守令之選，亦莫過於守令久任。蓋守令親民之官，故縉紳輩凡有誌與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，獨守令可行其誌。若遷轉太速，則自中才以下，一切懷茍且之念。且初至地方，必一二年後庶乎民風士俗可以周知，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，則是方知得地方之事，已作去任之計矣。故雖極有誌意之人，不復有政成之望，亦往往自沮。及至新任一人，復是不知地方之人，如此則安望天下有善治哉？第二，考選科道，當於部屬中推舉，不當徑用新行取諸人。蓋取到天下推官知縣，分置各部郎署，待一二年後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，則在輦轂之下，與吏部聲問相及，其人易知。且揚歷中外，必老成練達，與新進驟至通顯者不同。或者以為在京城則易於鉆刺，恐長奔競之風。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鉆刺，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，其鉆刺尤易為力耶。況在內鉆刺者顯著而易張，在外鉆刺者隱晦而難見。且往往由徑路而進，驟至科道，上司慮其如此，大相假借，故皆恣肆無所顧忌，於政體不無有妨。第三，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。古人雲：只須簡要清通，何必插籬豎棘。今澆競之徒，凡至吏部打關節者，豈相見時納賄耶？盡是懷暮夜之金耳。則白書顯然交接，有何不可？況與士大夫接見，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。與之言論，或試之以事，或探之以情，則長短亦可立見。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，生民之慘舒，其有益於朝廷政體者甚大，又何必以閉關謝客者為得耶？幼海深以為然。惜乎在吏部不久，即轉太仆少卿去矣。
宋世特重臟吏之罰。觀《宋史》中，某人犯臟，詔於某處棄市者，蓋不一書而足。故宋自南渡之後，雖偏安浙左，日有軍興之費，猶立國一百七十年。正以臟禁之嚴，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。
古稱刑亂國用重典，故曰刑罰世輕世重是也。孔子曰：「政寬則糾之以猛，猛則施之以寬。寬猛相濟，政是以和。」我太祖立國之初，當元季法度廢弛，專用重典以肅天下，而人始帖服。今承平二百余年。當重熙累洽之後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，而祖宗之法已蕩然無遺。茍不以重典肅之，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為矣。則所謂糾之以猛，孔子豈好為苛刻者哉？
余歷觀前後郡縣之政，大率慈仁與剛明者其得失常相半。蓋慈仁之人，子惠黎庶，百姓家家蒙澤，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。但一切姑息，則吏緣為奸，不無冤抑；而強暴恣肆，侵侮小民，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，則保奸養蠹，所害不小。若剛明之政，則奸宄畏威，豪石斂跡，野無冤鬼，獄無滯囚。其施設豈不截然可觀？然方其震怒之下，一攖其鋒，鮮不摧折。然亦有誤及善類者，則使人亦自難當。故必有慈仁之心，以出其剛明之政，然後為純全之治，而可與龔黃卓魯方駕矣。然豈可以易言哉？
《書》雲：「罔違道以幹百姓之譽，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。」此皆古聖人之言，載之於經。又以二事相對待而言，正以見二者之均為未善，元無毫厘差別。今之士宦，若咈人以從欲者，世猶以為不是。至於磨棱姑息，僥幸以取一時之譽者，舉世皆以為是，失聖人之意矣。
今之撫按先生，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，要將各項下臟罰銀，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。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，許其以穀贖罪。大率上縣每年要谷一萬，下縣五千，南直隸巡撫下有縣幾一百，則是每年有谷七十余萬。積至三年，即有二百余萬矣。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，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融借貸，俟來年豐熟補還。則東南百姓可免流亡，而朝廷於財賦之地，永無南顧之憂矣。善政之大，孰有過此者哉？
周文襄公《年譜》與顧文僖公《傍秋亭雜記》，凡作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，不可不人置一冊於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