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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申歲，南京兵變，殛殺黃侍郎懋官，懸其屍於大中橋牌坊上。大眾喧哄，憾猶未釋，自下攢射之。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，大眾擁至中府，諸公惶據無措。逾垣而出，去冠服，僦蹇驢，奔進逸去。人情洶洶，是日茍不定。若至夜中一放火燒劫，則事不可解，而貽禍於朝廷者不小矣。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場，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，眾稍定。是日余適攜酒於雞鳴寺，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岡上，親望見軍士以槍桿擊魏國紗帽。誠意慰諭，移時乃稍稍散去。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，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，但欲為朝廷節省，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眾。各衛支糧時，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。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，則怒責掌印指揮曰：「各衛死人，汝衛中獨不死人耶？」此語喧傳於裏巷中，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，每一查勘，動經數月。故軍士怨入骨髓，則黃侍郎之死實不為過。但系是朝廷大臣，而軍卒擅自殺之，此亦堅冰之漸也，安可置而不問？茍以為罪不加眾，當先下一詔，令暴黃侍郎之罪，赦諸軍無死。繼遣科道二人勘處，封禦杖，杖為首者數人。其亂逆尤甚者杖死，然後撫諭諸軍。申明約束，曉以大義，則人心自定。若守備與參贊機務者，則受朝廷重寄。祖宗根本之地系以安危，如戶部果刻減軍糧，當豫先聞奏。若素能撫馴將士，結之以恩，臨時曉諭，人必帖服。今既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，又不能彌亂於既變之後，國家大事，幾為所敗。此雖挫屍猶不足贖罪，縱時宰私其親昵，或納其重賄，猶當逮至京師，罪而釋之。余時在南京，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曾到否，乃竟寂然不問，使國法大壞。何以警各鎮？何以告四方？何以示來世耶？
余在南都時，家中因倭寇之變，避難來依。家口頗眾，時耀倉米以繼食，買軍家籌到倉會支。初到時，每支米一石，量出一斗，米皆精好。至丙辰年止彀正數，後漸減少，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，而糠穀幾半。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，遂啟庚申之變。繼此呂沃洲為總督，因見訪及。余告之故，沃洲遂校勘鬥斛，時時到倉巡視。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，收米皆不茍。後一年余，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，納鄉人之賄。糧只二百余石，而入糠穀幾三四十擔矣。此倉中人親為余道之。
余致仕後，住南都又五年。浮沈裏巷中，與鄉人遊處甚久，故知南京之事最詳。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，與百姓原不幹涉。所用貨物，皆是令家人和買。余初至時尚然。至戊午己未以後，時事漸不佳，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，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。其價但半給，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，他物類是，鋪戶甚苦之。至於道中諸公，氣焰熏灼，尤為可畏。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，其價和買只五六分耳。皂隸因詐銀五六兩，南京皂隸，俱是積年。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，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，責十板發出，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。其家計筭，若往交納，差人要錢。至衙門中，門上皂隸要錢，書辦要錢。稍有不到，又受責罰，不如買免為幸，遂出二三錢銀與之。一家得銀，復至一家。京城中糖食鋪戶約有三十余家，遍歷各家，而其人遂壓所欲矣。時潘笠江為工部尚書，錢景山為大理卿。余告之曰：「公朝廷大臣，凡生民慘舒，地方利病，安得坐視而不言？南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余員，此風一長，民何以堪？不但軍家殺黃侍郎，百姓亦將操戈矣。」二公毅然任之。後月余，往見笠江。笠江問近來外邊事體何如，余對以仍舊如此。笠江曰：「吾極口與王印巖言之，已出榜文禁革矣。然此須豎一牌於都察院前，令被害人捧牌告首，官即參奏革職，皂隸問發邊衛充軍，庶可以少息此風。」但出榜文，何益於事？王掌院亦號清嚴有風力，然竟不能了此。
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，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。凡有燕席，俱是兩縣坊長管辦。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。適坡山一家當直，是日十三位道長，每一個馬上人要錢一吊，一吊者千錢也，總用錢一萬三千矣。尚有轎夫擡扛人等，大率類是。雖廚子亦索重賂，若不與，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，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。且先吃午飯，方才坐席，及至登山，又要攢盒添換等項。賣一樓房，始克完事。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。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系死，一人投水死。國家之事，可為寒心。此事余親見之。
南京一家造廳堂，買過梁一對，乃柏桐者，美材也。巡城某道長方欲制桌，聞之甚喜，即起朵頤之心。遣一人諭意，其家不欲與。不待卜吉，當夜即豎柱。以梁置柱頭上，以為可絕其望矣。此道長聞知，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，一直擡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