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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，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。蓋此良知，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，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，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，即中庸所謂性，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。乃得於稟受之初，從胞胎中帶來，一毫不假於外，故其功夫最為切近。陽明既已拈出，學者只須就此處著力，使不失本然之初，便是作聖之功。其或雜以己私，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，而其虛靈不昧之天，必有赧然自愧者。因此漸漸克去，損之又損，而本體自無不具矣。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？夫講論愈多，則枝葉日繁，流派日廣。枝葉繁而本根萎，流派廣則源泉竭。岐路之多，楊朱之所以下泣也，其於理性何益哉？
今世談理性者，恥言文辭。工文辭者，厭談理性。斯二者皆非也。蓋文以紀記政事，詩以宣暢性情，此古之文詞也。後世專工靡曼，若春花艷發，但可以裝點景象，於世道元無所補。及其浮艷之極，或至於導欲宣淫。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，間有能反觀內照，則澄汰之功，於身心不無所補。然其靜默之極，遂至於坐忘廢務。夫宣淫導欲，過止一身；坐忘廢務，禍及家國，而況乎理性未易窺測。茍有毫厘之差，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。則亦豈細故哉？故學者莫若留心於經術，夫經術所以經世務，而況乎成性存存之說。精一執中之傳，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，亦豈能有加於此哉？
巖下放言雲：三代絕學之後，心性之說，唯老莊佛氏窺測一二。其言亦似有見。
昔呂申公當國，申公好禪學，一時縉紳大夫兢事談禪，當時謂之禪鉆。今之仕宦，有教士長民之責者，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。茍一倡之於上，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，如醉如狂。然此等之徒，豈皆實心向學，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，求以濟其私耳。澆兢之風，未知所屆，既入其笠，又從而招之。在上諸公，恐亦不得逃其責也。
晉人喜談玄虛，南宋諸公好言理性，卒之典午終於不兢。宋自理宗之後，國勢日蹙，而胡虜乘恤，得以肆其竊據之謀。故當時有識者雲，遂使神州陸沈，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。宋人亦言不講防秋講《春秋》，蓋深以為失計也。此非所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？或者晉宋當偏安之朝，人主無意恢復，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抱，故退處裏巷，講明學術以啟迪後進，固無不可。豈有當此盛朝，士地之廣，生聚之眾，政事之繁多，既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，日勤職業，猶懼不逮，而乃坐糜廩祿，虛冒寵榮，終日空談，全廢政務，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？
心性之學，吾輩亦當理，蓋本源之地，理會得明白，則應事方有分曉；然亦只是自家理會，間所有得，則劄記之以貽同誌可也。豈有創立門戶，招集無賴之徒，數百為群，亡棄本業，兢事空談？始於一方，則一方如狂；既而一國效之，則一國如狂；至於天下慕而效之，則天下如狂。正所謂處士橫議，惑世誣民，即孔子所誅少正卯。所謂言辨而偽、行僻而堅者，正此類也。其何以能容於聖世耶？
我朝薛文清、吳康齋、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，然亦只是同誌。薛文清所著《讀書錄》，康齋、白沙俱有語錄。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誌者，何嘗招集如許人？唯陽明先生從遊者最眾。然陽明之學自足聳動人，況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，當桶罔橫水用兵之時，敵人偵知其講學，不甚設備，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。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，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。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，三代以後豈能多見？而後世中才，動輒欲效之。嗚呼！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？陽陽同時如湛甘泉者，在南太學時講學，其門生甚多。後為南宗伯，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。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，此輩到處請托，至今南都人語及之，即以為談柄。甘泉且然，而況下此者乎？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。
《莊子》比舜為卷婁。卷婁，羊肉也，以為舜有羶行，故群蟻聚之。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，凡士子之升沈，人家之盛衰，胥此焉系，則又豈但如卷婁而已哉？故今兩司郡縣諸公，尤不宜講學，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，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。夫依倚聲勢之人進，則持身守正之士遠矣。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？
今之講學者，皆以孔子言「有教無類」，又以為佛家言「下下人有上上智」。故雲：人人皆可入道講學，不當擇人。是不然，蓋孔子亦嘗言之矣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故記曰：道非明民，將以愚之。夫所謂無類雲者，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。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？夫求道者，惟愚魯之人。其心最專，故最易入道。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。今之所當辨者，正懼其智巧過人耳。佛氏謂「下下人者」，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，六祖蓋混沌未鑿者。今之初地人，其能道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之語耶？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。是惡可以不擇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