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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春秋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，西狩獲麟。又十四年，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，魯哀公出奔。二年，卒於有山氏。《左傳》以是終焉。又六十五年，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，初命晉大夫魏斯、趙籍、韓虔為諸侯。又一十七年，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，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。又五十二年，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，六國以次稱王，蘇秦為從長。自此之後，事乃可得而紀。自《左傳》之終以至此，凡一百三十三年，史文闕軼，考古者為之茫昧。如春秋時，猶尊禮重信，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。春秋時，猶宗周王，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。春秋時，猶嚴祭祀，重聘享，而七國則無其事矣。春秋時，猶論宗姓氏族，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。春秋時，猶宴會賦詩，而七國則不聞矣。春秋時，猶有赴告策書，而七國則無有矣。邦無定交，士無定主，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。史之闕文，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。不待始皇之並天下，而文武之道盡矣。馴至西漢，此風未改，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，繼暴秦之餘弊，貪饕險詖，不閑義理。觀夫史之所錄，無非功名勢利之人，筆札喉舌之輩，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。蓋自春秋之後，至東京，而其風俗稍復乎古，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，而惜其未純乎道也。自斯以降，則宋慶曆、元祐之間為優矣。嗟乎，論世而不考其風俗，無以明人主之功。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，亦春秋之意也。
秦始皇刻石凡六，皆鋪張其滅六王、並天下之事。其言黔首風俗，在泰山則云，男女禮順，慎遵職事。昭隔內外，靡不清淨。在碣石門則云，男樂其疇，女修其業。如此而已。惟會稽一刻其辭曰，飾省宣義，有子而嫁，倍死不貞。防隔內外，禁止淫泆，男女絜誠。夫為寄豭，殺之無罪，男秉義程。妻為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咸化廉清。何其繁而不殺也？考之國語，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，惟恐國人之不蕃，故令壯者無取老婦，老者無取壯妻。女子十七不嫁，其父母有罪。丈夫二十不取，其父母有罪。生丈夫，二壺酒一犬。生女子，二壺酒一豚。生三人，公與之母。生二人，公與之餼。內傳子胥之言亦曰，越十年，生聚。《吳越春秋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，皆輸山上。士有憂思者，令遊山上，以喜其意。當其時蓋欲民之多，而不復禁其淫泆。傳至六國之末，而其風猶在。故始皇為之厲禁，而特著於刻石之文。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事並提而論，且不著之於燕齊，而獨著之於越，然則秦之任刑雖過，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。漢興以來。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，世之儒者言及於秦，即以為亡國之法，亦未之深考乎？
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，師儒雖盛，而大義未明，故新莽居攝，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。光武有鑒於此，故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，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，而風俗為之一變。至其末造，朝政昏濁，國事日非，而黨錮之流、獨行之輩，依仁蹈義，捨命不渝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三代以下風俗之美，無尚於東京者。故范曄之論，以為桓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屢啟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審其崩離，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，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。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，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。可謂知言者矣。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，即流風至今，亦何不可。而孟德既有冀州，崇獎跅弛之士。觀其下令再三，至於求負污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，於是權詐迭進，姦逆萌生。故董昭太和之疏，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游為業。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，乃以趨勢求利為先。至正始之際，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，蔑周孔之書，習老莊之教，風俗又為之一變。夫以經術之治，節義之防，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。毀方敗常之俗，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。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，納之軌物，以善俗而作人，不可不察乎此矣。
光武躬行儉約，以化臣下。講論經義，常至夜分。一時功臣如鄧禹，有子十三人，各使守一藝，閨門修整，可為世法。貴戚如樊重，三世共財，子孫朝夕禮敬，常若公家。以故東漢之世，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，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。
東京之末，節義衰而文章盛，自蔡邕始。其仕董卓，無守。卓死，驚嘆無識。觀其集中濫作碑頌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。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，故後人為立佳傳。嗟乎，士君子處衰季之朝，常以負一世之名，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，視伯喈之為人，其戒之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