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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先王之治地也，無棄地，而亦不盡地。田間之塗九軌，有餘道矣。遺山澤之分，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有餘水矣。是以功易立而難壞，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。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，商鞅決裂阡陌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。宋政和以後，圍湖佔江，而東南之水利亦塞。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，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。子曰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夫欲行井地之法，則必自此二言始矣。
古帝王之於權量，其於天下，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，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。其於國中，則每歲而再正之，禮記月令日夜分，則同度量，鈞衡石，角斗甬，正權概是也。故關石和鈞，大禹以之興夏。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而武王以之造周。今北方之量，鄉異而邑不同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，一哄之市，兩斗並行。至其土地，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，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，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。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，有以六尺、七尺、八尺為步。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。夫法不一則民巧生。有王者起，同權量而正經界，其先務矣。《後漢書》，建武十五年，詔下州郡，簡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。河南尹張仍及諸郡守十餘人，坐度田不實，下獄死。而《隋書》趙煚為冀州刺史，為銅斗鐵尺，置之於肆，百姓便之。上聞，令頒之天下，以為常法。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？
以近郭為上地，遠之為中地、下地。蓋自金元之末，城邑丘墟，人民稀少。先耕者近郭。近郭，洪武之冊田也。後墾者遠郊，遠郊，繼代之新科也。故重輕殊也。
《廣平府志》曰，地有大小之分者，以二百四十步為畝，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。由國初有奉旨開墾，永不起科者，有因汙下鹼薄而無糧者，今一概量出作數，是以元額地少，而丈出之地反多。有司恐畝數增多，取駭於上，而貽害於民，乃以大畝該小畝，取合元額之數。自是上行造報，則用大地，以投黃冊。下行征派，則用小畝，以取均平。是以各縣大地，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，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。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，又皆合一縣之丈地，投一縣之元額，以敷一縣之糧科，而賦役由之以出，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。考之他郡，如河南八府，而懷慶地獨小，糧獨重。開封三十四州縣，而杞地獨小，糧獨重。蓋由元末未甚殘破，故獨重於他郡邑。天下初定，日不暇給，度田之令、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，而中原之地，彌望荊榛，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。唐時陸贄有言，創製之始，不務齊平。供應有煩簡之殊，牧守有能否之異。所在徭賦，輕重相懸。所遣使臣，意見各異。計奏一定，有加無除。此則致敝之端，古今一轍。而井地不均，賦稅不平，固三百年於此矣。故東昌府志言，三州十五縣，步尺參差，大小畝規畫不一，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。而《大名府志》謂，田賦必均而後可久，除沙茅之地別籍外，請檄諸州縣長吏，畫一而度之，以鈔準尺，以尺准步，以步准畝，以畝准賦，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。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，而括其見存者，均攤於諸州縣之間，一切糧稅、馬草、驛傳、均徭、里甲之類，率例視之以差。數百里之間，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。則知均丈之議，前人已嘗著之，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。
《宋史》言，宋時田制不立，甽畝轉易，丁口隱漏，兼併冒偽，未嘗考按。又言，宣和中，李彥置局汝州。凡民間美田，使他人投牒告陳，指為天荒。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，焚民故券，使田主輸租，訴者輒加威刑。公田既無二稅，轉運使亦不為奏除，悉均諸他州。是則經界之不正，賦稅之不均，有自宋已然者，又不獨金元之季矣。
自古以來，畫疆分邑必相比附，天下皆然。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，有去治三四百里者，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，則幅員不可不更也。下邽在渭北而並於渭南，美原在北山而並於富平，若此之類，俱宜復設。而大名縣距府七里，可以省入元城，則大小不可不均也。管轄之地多有隔越，如南宮、威縣之間，有新河縣地。清河、威縣之間，有冠縣地。鄆城、范縣之間，有鄒縣地。清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，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。大同之靈丘、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。或距縣一二百里，或隔三四州縣，藪奸誨逋，恒必由之。而甚則有如沈丘之縣署，地糧乃隸於汝陽者，則錯互不可不正也。衛所之屯，有在三四百里之外，與民地相錯，浸久而迷其版籍，則軍民不可不清也。水濱之地消長不常，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，即以補朝邑之坍，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，至於爭斗殺傷，則事變不可不通也。《周禮•形方氏》，掌制邦國之地域，而正其封疆，無有華離之地。有王者作，謂宜遣使分按郡邑，圖寫地形，奠以山川，正以經界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，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