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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士性《廣志繹》曰，天下賦稅，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，而征科乃至懸絕者。當是國初草草，未定畫一之制，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。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，蘇州之轄一州七縣，無論所轄，即其廣輪之數，真定已當蘇之五，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，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。然猶南北異也，若同一北方也，河間之繁富，二州十六縣。登州之貧寡，一州七縣，相去殆若莛楹，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，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。然猶直隸山東異也，若在同省，漢中二州一十四縣之殷庶，視臨洮二州三縣之沖疲，易知也，而漢中糧止三萬，臨洮乃四萬四千。然猶各道異也，若在同道，順慶不大於保寧，其轄二州八縣，均也，而順慶糧七萬五千，保寧止二萬。然優兩郡異也，若在一邑，則同一西南充也，而負郭十里，田以步計，賦以田起。二十里外，則田以絙量，不步矣。五十里外，田以約計，不絙矣。官賦無定數，私價亦無定估，何其懸絕也。惟是太平日久，累世相傳，民皆安之，以為固然，不自覺耳。夫王者制邑居民，則壤成賦，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。且以所轄州縣言之，真定三十二，西安三十六，開封平陽各三十四，濟南三十，成都三十一，而松江、鎮江、太平止三縣，漢陽、興化止二縣。其直隸之州，則如徐州、澤州之四縣，郴州之五縣，嘉定之六縣，潼川之七縣，儼然一府也，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。且明初之制，多因元舊，平陽一路共領九州，殆據山西之半。至洪武二年，始以澤、潞、遼、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，而今尚有五州。若蒲州，自古別為一郡，屢次建言，皆為戶部所格。歸德一州，向屬開封，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。天下初定，日不暇給，沿元之非，遂至二三百年。然則後之王者，審形勢以制統轄，度輻員以界郡縣，則土田以起征科，乃平天下之先務，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。
《太祖實錄》，洪武八年三月，平陽府言，所屬蒲解二州，距府闊遠，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。未許。至天啟四年，巡按山西李日宣，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，治運城，以運使兼知府事，運同兼清軍，運副兼管糧，運判兼理刑。事下戶部，戶部下山西，山西下河東，河東下平陽府議之，竟寢不行。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，而與狐謀其皮也。且商洛之於關內，陳許之於大梁，德律之於濟南，潁亳之於鳳陽，自古不相統屬。去府既遠，更添司道，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，官愈多而民愈擾，職此之由矣。昔仲長統昌言謂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，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。范曄《酷吏傳》亦言，漢制宰守曠遠，戶口殷大。而後漢馬援傳，既平交趾，奏言，西於縣戶有三萬二千，遠界去庭千餘里，請分為封溪、望海二縣。許之。《華陽國志》，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，郡境南北四千，東西五千，屬縣十四，土界遐遠，令尉不能窮詰奸凶。時有賊發，督郵追案，十日乃到，賊已遠逃，蹤跡絕滅。其有犯罪逮捕，證驗文書詰訊，從春至冬，不能究訖。繩憲未加，或遇德令。是以賊盜公行，奸宄不絕。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，刺史行部不到十縣。欲請分為二郡。其後遂為三巴。《水經注》，山陰縣，漢會稽郡治也。永建中，陽羨周嘉上書，以縣遠，赴會稽至難，求得分置。遂以浙江西為吳，以東為會稽。此皆遠縣之害，已見於前事者也。《北齊書》，赫連子悅除林慮守，世宗往晉陽，路由是郡，因問所不便。子悅答言，臨水武安二縣，去郡遙遠，山嶺重疊，車步艱難。若東屬魏郡，則地平路近。世宗笑曰，卿徒知便民，不覺損幹。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，不敢以私潤負心。嗟乎，今之牧守，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，吾未見其人矣。
自古郡縣之制，惟唐為得其中。今考《地埋志》屬縣之數，京兆、河南二府各二十，河中、太原二府各十三，魏州十四，廣州十三，鎮州、桂州各十一，其他雖大，無過十縣者。此其大小相維，多寡相等，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？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。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並。憲宗元和元年，割屬東川六州，制曰，分疆設都，蓋資共理。形束壤制，亦在稍均。將懲難以銷萌，在立防而不紊。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，宋氏之規割荆為鄂。酌於前事，宜有變通。此雖一時之言，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。
漢時縣制，萬戶以上為令，秩千石至六百五。減萬戶為長，秩五百石至三百石。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，縣有京、畿、上、中、中下、下六等，品各有差。《太祖實錄》，吳元年，定縣有上中下三等，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，知縣從六品，縣丞從七品，主簿從八品。六萬石已下為中縣，知縣正七品，縣丞正八品，主簿從八品。三萬石已下為下縣，知縣從七品，丞簿如中縣之秩。洪武六年八月壬辰，分天下府為三等，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為上府，秩從三品。二十萬石已下者為中府，秩正四品。十萬石已下者為下府，秩從四品。後乃一齊其品，而但立繁簡之目，才優者調繁，不及者調簡。古時列爵惟五之意，遂盡亡之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