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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不始於隱公。晉韓宣子聘魯，觀書於太史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，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蓋必起自伯禽之封，以泊於中世。當周之盛，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，故曰，周禮而成之者，古之良史也。自隱公以下，則孔子以己意修之，所謂作春秋也。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，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，惜乎其書之不存也。
孔子曰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史之闊文，聖人不敢益也。春秋桓公十七年，冬十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傳曰，不書日，官失之也。僖公十五年夏五月，日有食之。傳曰，不書朔與日，官失之也。以聖人之明，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，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，而夫子不敢也，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？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？左氏之書，成之者非一人，錄之者非一世，可謂富矣，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。史之所不書，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。且春秋，魯國之史也，即使歷聘之餘，必聞其政，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，不書者，舊史之所無也。曹大夫、宋大夫、司馬、司城之不名者，闕也。鄭伯髡頑、楚子糜、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，傳聞不勝簡書，是以從舊史之文也。左氏出於獲麟之後，網羅浩博，實夫子之所未見。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，夫子據而筆削之。即左氏之解經，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；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。是以新說愈多，而是非靡定。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，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。子不云乎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。豈特告子張乎？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。
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，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。故所書晉事，自文公主夏盟，政交於中國，則以列國之史參之，而一從周正。自惠公以前，則間用夏正。其不出於一人明矣。其謂賵仲子為子氏，未薨；平王崩，為赴以庚戌。陳侯鮑卒，為再赴，似皆揣摩而為之說。
三正之名，見於甘誓。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、建丑為正者，其來尚矣。微子之命曰，統承先王，修其禮物。則知杞用夏正，宋用殷正，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，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。獨是晉為姬姓之國，而用夏正則不可解。杜預春秋後序曰，晉太康中，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，得古書，皆簡編科斗文字。記晉國，起自殤叔，次文侯、昭侯，以至曲沃莊伯。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，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，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。今考春秋僖公五年，晉侯殺其世子申生，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。十年，里克弒其君卓，經書正月，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。十一年，晉殺其大夫㔻鄭父，經書春，而傳在上年之冬。十五年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，獲晉侯，經書十有一月壬戌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。經傳之文或從夏正，或從周正，所以錯互如此。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東井，乃秋七月之誤正同。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，虢公醜奔京師，而卜偃對獻公，以為九月十月之交。襄公三十年，絳縣老人言，臣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。以長歷推之，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。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。
僖公二十四年冬，晉侯夷吾卒。杜氏注，文公定位而後告。夫不告文公之入，而告惠公之薨，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。新君入國之日，反為舊君即世之年，非人情也。疑此經乃錯簡，當在二十三年之冬。傳曰，九月，晉惠公卒。晉之九月，周之冬也。
隱公六年冬，宋人取長葛。傳作秋。劉原父曰，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，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，其用三正參差不一，往往而迷。故經所云冬，傳謂之秋也。考宋用殷正，則建酉之月，周以為冬，宋以為秋矣。
桓公七年夏，穀伯綏來朝，鄧侯吾離來朝。傳作春。劉原父曰，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。
文公十六年，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。經在九月，傳作七月。
隱公三年，夏四月，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，秋又取成周之禾。若以為周正，則麥禾皆未熟。四年秋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，取其禾而還。亦在九月之上，是夏正六月，禾亦未熟。注云，取者，蓋芟踐之。終是可疑。按傳中雜取三正，多有錯誤。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，曰春王周正月，而間有失於改定者。文多事繁，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。
左氏傳文公元年，於是閏三月，非禮也。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辰在申，司暦過也，再失閏矣。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，螽。仲尼曰，今火猶西流，司暦過也。並是魯暦。春秋時，各國之暦亦自有不同者，經特據魯曆書之耳。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，晉殺其大夫胥童。傳在上年閏月。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，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，衛侯輒來奔。傳在上年閏月。皆魯失閏之證。杜以為從告，非也。
史記，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，而春秋非之。則以魯暦為周暦，非也。平王東遷以後，周朔之不頒久矣，故漢書律暦志六歷有黃帝、顓頊、夏、殷、周及魯暦，其於左氏之言失閏，皆謂魯暦。蓋本劉歆之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