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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經》云：“木鬱达之”，古来注释者，以“达”爲宣吐；又云：用柴胡、川芎条而达之。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释，而於“达之”之意，猶有未盡然也。夫木鬱者，即肝鬱也。《素問》云：“治病必求其本。”而鬱症之起；必有所因，當求所因而治之，則鬱自解，鬱者既解，而达自在其中矣。矧木鬱之症，患於妇人者居多，妇人情性偏執，而肝病變幻多端，總宜從其性，适其宜，而致中和，即爲达道。彼若吐、若升，止可以言實，未可以言虚也。今人柔脆者恒多，豈可概施升吐哉？其余火、土、金、水四鬱，古人之注释，雖於《經》義未必有悖，然亦止可以言實，止可以言外因，未可以言虚，未可以言内因也。蓋因鬱致疾，不特外感六淫，而於情志爲更多。調治之法，亦當求其所因而治之，則鬱自解，鬱者既解，則发、夺、泄、折俱在其中矣。因者病之本，本之爲言根也、源也，“君於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”可师也。
按時病之後，多有发颐毒之症，然古人又有云遗毒者，愚謂當以此“遗”字爲正。蓋遗者，遗留也，謂余邪未盡，遗於經络，以致榮氣不從，逆於肉理，乃生痈肿也。颐者，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。然今之患者，发於耳下爲多，兩颐甚少。按耳下者，少陽之部也，三陽以少陽爲枢，是余邪從枢而出也。兩颐者，少陰之部也，三陰以少陰爲枢，是亦余邪從枢而出也。病在三陽，发於耳下，病在三陰，发於兩颐，此一定之理也。張石顽云：過用发散，引邪泛滥，而颐毒多有延及膺胁肘臂如流注者，則去颐益远，尚可謂之颐毒乎？
尝讀古方，每有藥味之下不注分兩，而於末一味下注“各等分”者，今人誤认爲一样分兩，余竊不能無疑焉。夫一方之中，必有君臣佐使，相爲配合，况藥味有厚薄，藥质有輕重，若分兩相同，吾恐驾驭無权，難於合轍也。即如地黄饮子之熟地、菖蒲，分兩可同等乎？天真丹之杜仲、牵牛，分兩可同等乎？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，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样分兩哉？或曰：子言是矣。然則古人之不爲注定而云各等分者，何謂耶？愚曰：“各”者，各别也，古人云：用藥如用兵，藥有各品，猶之將佐偏裨，各司厥职也。“等”者，類也，分類得宜，如節製之师，不致越伍而哗也。“分”者，大小不齐，各有名分也。惟以等字與上各字连讀，其爲各样分兩，意自顯然；今以等字與下分字连讀，則有似乎一样分兩耳。
千里之错，失於毫厘，類如是耳。窥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後人者，蓋欲令人活泼泼地臨證权衡，毋胶柱而鼓瑟也。竊以爲古人之用心如此，不揣愚陋，敢以质諸高明。
聖人作《易》，爻先一画，是元陽爲萬物资始，神變化合太和，所以《彖詞》獨稱其大耳。讀仲景《傷寒》，首論太陽，以桂枝汤爲方祖，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，亦此經治而他經可不傳。無論《太陽篇》内辄用桂枝，即陽明表未解，尚宜桂枝，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；至於誤下腹痛，桂枝加芍藥、桂枝加大黄等汤，乃屬太陰矣；若夫少、厥二陰，風熱痰壅，有半夏散及汤，发表溫中，有當归四逆，液涸用復脈法，蛔動用乌梅丸，凡此不以桂枝命名者，而仍不离夫桂枝，可知仲景意不特陽經宜用，即陰經亦常兼顾及陽也。再参《金匱》，开卷論脏腑經络，次章治痉，必先列括蒌桂枝，其余各症，以桂枝法加减者，復不勝枚举，此非始終体干行健，教人以保护元陽哉？近来風氣，畏溫熱而喜寒涼，每見元虚，濕溫、風溫等症，舌白渴不欲饮者，亦有用犀角、地黄、竹叶、石膏輩，病本在氣分，或反引入血分，或胃败不纳，呃逆泄泻，輕病重，重病死，深爲扼腕。试觀大《易》，以陽刚喻君子，以陰柔喻小人，若使陰道長則陽道消，何以辅相裁成，跻斯人共登壽域。以方位論，五谷利在東南，以歲時論，百卉敷榮春夏，由此推之，天包乎地，氣先於血，元陽實生生之本，亟宜保护，醫當活泼泼地，雖不必偏熱，而断不可偏寒也明矣。彼丹溪陽常有余，陰常不足之说，故景岳非之。
洞見本源（江淑齋跋）
古人云：不知《易》者，不足以言醫，此沦以《易》理闡明醫理，而以护陽立说，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，皆從护陽起見，誠爲确論。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，人能保护元陽，則太和之氣充满於身，熙熙，共跻春台矣。《易》以陽喻君子，吾於杨君亦云然（缪松心識）。
以儒理通醫理，故其指远，以《易》理通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之理，故其辞文（年姻家眷弟叶元符拜讀）。
講《易》講醫，《三坟》一理（受業門人程清泰百拜志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