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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尝考治脾胃莫詳於東垣，求東垣治脾胃之法，莫精於升降。夫升降之法易知，而升降之理難明。其在《經》曰：
“脾胃爲仓廪之官，五味出焉。”蓋脾主生化，其用在於無形。其屬土，地氣主上腾，然後能载物，故健行而不息，是脾之宜升也明矣。胃者，水谷之海，容受糟粕，其主纳，纳則贵下行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，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。故又曰：“清氣在下，則生飧泄；濁氣在上，則生胀。”夫清氣何？蓋指脾氣而言，不然何以在下則飧泄也；其濁氣何？
蓋指胃氣而言，不然何以在上則胀也。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确證乎？由此而推，如仲聖所立青龙、越脾等方，即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可；其所立三承氣諸方，即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。触類引伸，理原一贯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、調中益氣、升陽益胃各方，其論雖詳於治脾，略於治胃，而其意則一脏一腑，升降各有主治，顯然不可混者，其與先聖之理，又何尝相悖，而後先輝映，足以发明千古，良可师也。苟其颠倒错施，俾升降失宜，則脾胃傷，脾胃傷則出纳之機失其常度，而後天之生氣己息，鮮不夭扎生民者已。余偶讀東垣書，詳究脾胃，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。
昔賢有云：“氣有余，便是火。”此當专以病氣立論。若元氣有不足，而無有余者也，何則？氣化於精，精生於水谷，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饥，饥則氣怯而倦怠，若饮食适宜，起居有節，始得元氣充流，一昼一夜，正合一萬三千五百息，爲人身之常度，故聖人御氣，如持至宝，非以氣之易於不足乎？自夫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六淫之氣，外侵營衛經府，阻塞正氣流行出入之道，遂致腠理闭塞，胸腹痞满，二便不通，種種顯病氣有余之象，而元氣已形内馁之機，醫者但當察其所因，如風則用和，寒則用汗之類，即不致化火，而元氣復矣。若治不中要，病氣留著，則六者皆可化火，即熱病爲傷寒之類，而病機十九条，屬熱者多是也，故曰氣有余便是火。即七情之病，亦莫不然，如喜太過，則喜氣有余而心火炽，怒太過，則怒氣有余而肝火炎，此尤當從脏氣之陰陽虚實而調劑之，若執是说以往，不曰破氣降氣，即曰清火泻火，吾恐少火生氣，一傷則俱傷，一败而難復，非衛生之道也，豈古人立言之旨哉！
東垣曰：“相火者，元氣之贼也。”丹溪述之，景岳非之。論曰“情欲之火，邪念也，邪念之火爲邪氣，非相火之所爲也。”二家之说俱有詞障。夫相火者，肾中之真陽，禀自先天，爲人生之根本，云爲動作赖之以立，衰則病，息則死。
老子曰：“一”生二。”周子曰：“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静而生陰陽。”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極也，太極不能無動，然動而有節，即是少火以生氣，動而無製，則爲壮火以害氣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，實一相火之所爲，豈得另有邪火也？故人之喜怒爱懼，不過五藏之本志，男女大欲，則又萬物之化醇，是皆天地間經常之理，原不至於傷生，惟狂荡無節，斯爲害耳。然相火既定位於下焦，蒸腾发育，夫能使之理勝而安，欲勝而危者，則唯一心，故心爲君火。《經》曰：“君火以明，相火以位。”又曰：“主不明則十二官危。”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《大學》正心，释氏降伏其心，养生者善治其心。
則推而極之，爲聖賢，爲仙佛，守而持之，康宁壽考。若舍君而言相，無怪乎或爲元氣之贼，或爲生氣之本，意旨岐趨，則泻火補陽，争門角立，党同伐異，欲爲闡发前賢，恐先與《經》旨相谬。
“五方風土異宜，古今元氣不同”，醫林每奉此二语爲治病立方之要旨。以爲西北高燥多寒，東南卑濕多熱，高燥則筋骨劲强，卑濕則肌肉柔弱，此分情勢之刚柔，非以判本原之强弱，故《内經·異法方宜論》、《五常政大論》，聖人早爲詳言之。至古今元氣不同，則愚竊有说焉。皇古之世，壽稱千百，荐紳先生難言之，或者書缺有間，未足征信欤？《尚書》载自帝尧以来，則皆彰彰可考，所謂元氣之厚薄，必征諸壽数之短長，故古人之元氣不可見，而古人之壽数有可稽。
唐虞三代，已不聞有数百歲之人，觀之孔颜，尤明驗也。仲师诞生於汉，爲製方之祖，其用藥也，不啻数倍於今，由其察脈真，審證确，任使精专，一汤日作数服，病愈或不終劑，蓋有是病，必用是藥，去疾務盡，断断然也，然非謂汉時氣厚則可也。古者以百歲爲上壽，七八九十者爲老，递降而夭殤，自汉迄今，果有異欤？蓋至誠無息，天地之体未有久而渐薄之理，惟天地無心於造物，人禀天地之氣以生者，原各得此百年之用，而修短不齐者，人自有其厚薄耳，今古一轍也。不然，轩岐垂教，長沙祖述，豈专爲一方一代而言哉？若謂今之人禀氣日薄，則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隨之亦薄之論，此又不移至理也。自元氣不同之说行，群以古法不宜於今，麻、桂虑其亡陽，姜、附畏其劫陰，柴、葛以升而代之，硝、黄以厲而製之，即偶然一用，不過数分，病則猶是也，藥則不及矣，安能奏效乎？因是邪不去，正立亡，始之以謹慎爱之者，終之以因循害之也。故愚以爲學人，當专務審證辨脈，既得證因之本，幸勿拘元氣不同之見，當宗古人用藥而稍减之，矫今人立方而增重之，庶几病氣速除，生機不息矣。鼎也學識淺陋，有志未逮，書此以俟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