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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武跳身河北，僅有漁陽一旅，而平定天下者，收群盜之用也，故有銅馬帝之號焉。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，用此術也。考之史冊，光武所受羣盜之降，幾二千萬。王莽之季，盜雖蠭起，亦不應如彼其多。蓋降而或復叛，歸於他盜，已而復降，至於三四，以有此數。不然，則建武之初，斥土未廣，何所得粟以飼此眾邪？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眾二百餘萬，其聚而有此眾者，亦非盡剽悍貿死之壯夫也。徽宗之世，河北之盜已興。迨及靖康，女直破汴京而不有，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，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。郡邑無吏，吏無法。游奕之虜騎，往來蹂踐，民莫能自保其命。豪強者聚眾砦處，而農人無可耕之土，市肆無可居之廛，則相率依之，而據太行之麓，以延旦夕之命。室無終歲之計。甕無宿舂之糧，鳥獸聚而飛蟲游，勿問強弱，合而有此數也。聞汝霖受留守之命，依以自活，為之美名曰「忠義」以撫之，抑豈誠為忠義者哉？故汝霖之用之也，欲其急也。
光武之用群盜，唯知此也。故用之以轉戰，而不用之以固守。來者受之，去者不追，迨其有可歸農之日，則自散歸其田里。是以天下既定，此千餘萬者，不知其何往。用之以轉戰，而不用之以固守者，乘其方新之氣也。來者受之，去者不追，可不重勞吾河內、宛、雒之民，竭貲力以養之也。汝霖之在當日，蓋東京尚有積粟，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，過此而固不能矣。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，迄於病卒者僅一年，而迫於有為，屢請高宗歸汴，以大舉渡河，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，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。姦邪中沮，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。渡河之呼，豈徒慟大計之不成，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。汝霖卒，而復散為盜，流入江、湘、閩、粵，轉掠數千里，不待女直之至，而江南早已糜爛。非韓、岳亟起而收之，宋必亡矣。
無食不可以有兵，無士不可以得食，不進不可以有土。得食足而興兵者，處全盛之宇，捍一方之寇，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。不可以用烏合之眾，攖方張之虜，保已破之國，審矣。念吾之且必窮，知眾之不久聚，憂內之必生變，更無餘法以處此，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。急用而捷，所殺者敵也。急進而不利，所殺者盜也。鼓之舞之，使無倒戈內向者，則存乎主帥之恩威。夫此二百餘萬之盜，固皆有山砦可為退處之穴；而收吾簡練之禁旅，進可為之援，退亦不恣其反噬。然此要非久留聚處，耗吾芻粟，擾吾農人，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。是則汪、黃內蠱，高宗中餒，曠日遷延，遲回汴土，即令汝霖不沒，而事亦漸難矣。群盜之流入內地者，韓、岳竭力以芟夷之，殲殺過半，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，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為吾用。非盡此食葚之鴞，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。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，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群桀，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，調發入援之兵卒，而為可繼之圖。若孤恃汝霖之志義，而無劉裕匡復之盛望以讋群雄，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，仰給不貲，徒貽怨玩，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，其前鑒也。上無君，內無相，始而盛者漸以衰，悲憤中來，坐視其敗，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，其可得乎？
故謂汝霖不死，憑恃此眾可席捲燕、雲者，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。馭之必有其權，養之必有其具，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，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。非光武之聰明神武，而欲馴擾不軌之徒，以與虎狼爭生死，豈易言哉！豈易言哉！
高宗之畏女直也，竄身而不恥，屈膝而無慚，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。乃考其言動，察其志趣，固非周赧、晉惠之比也。何以如是其餒也？李綱之言，非不知信也；宗澤之忠，非不知任也；韓世忠、岳飛之功，非不知賞也；吳敏、李棁、耿南仲、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，非不知貶也。而忘親釋怨，包羞喪節，乃至陳東、歐陽澈拂眾怒而駢誅於市，視李綱如仇仇，以釋女直之恨。是豈汪、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？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。抑主張屈辱者，非但汪、黃也。張浚、趙鼎力主戰者，而首施兩端，前卻無定，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。則自李綱、宗澤而外，能不以避寇求和為必不可者，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。以時勢度之，於斯時也，誠有旦夕不保之勢，遲回葸畏，固有不足深責者焉。茍非漢光武之識量，足以屢敗而不撓，則外競者中必枵，況其不足以競者乎？高宗為質於虜廷，熏灼於剽悍凶疾之氣，俯身自顧，固非其敵。已而追帝者，濱海而至明州，追隆祐太后者，薄嶺而至皁口，去之不速，則相胥為俘而已。君不自保，臣不能保其君，震懾無聊，中人之恆也。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