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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危定傾有道，於其危而扶之，不可得而安也；於其傾而定之，不可得而正也。傾危者，事勢之委也，末也；所以致傾危者，本也。循其所以危，反之而可以安；矯其所以傾，持之而可以正。故扶危定傾者，其道必出於此。雖然，本之與末，有發端而漸啟者，有切近而相因者。則正本之圖，有疏有親，有緩有急，必審其時而善持之。不然，則窮㴑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，無益也。發端而漸啟者，其始之弊，未至於此，相沿以變，而並失其舊，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；於此圖之，而已得傾危之本。若其始之所啟，雖害繇此以漸興，而時移勢易，無所復用其匡正，其本也，而固非其本矣。
今夫河之為患，遏之於末流，不得也。神禹為之疏之，循其本矣。然載始者，壺口也，而冀州平。㴑其橫流於中州者，則抑以厎柱以東，出山而溢於滎、漯者，為眾流之本。若其發源崑崙，在西極之表者，豈非河之大源哉？而於彼窮之，終不能已兗、豫之氾濫。故言治河者，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。
靖康之禍，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，實為其本。而蔡京之進，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，因躐大位，引群小導君於迷，而召外侮。其以紹述為名，奉安石為宗主，繪形館閣、配食孔廟者，皆假之以彈壓眾正，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。夫安石之脩申、商之術，以漁獵天下者，固期以利國而居功，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，此其不可誣者也。安石之志，豈京之志，京之政，抑豈安石之政哉？故當靖康之初，欲靖內以禦外，追其禍本，則蔡京、王黼、童貫、朱靦亂於朝，開釁於邊，允當之矣。李邦彥、白時中、李棁、唐恪之流，尸位政府，主張割地，罷入衛之兵，撤大河之防者，皆京、貫輩同氣相求、因緣以進者也。出身狹邪，共習嬉淫，志苶氣枵，抱頭畏影，而蘄以茍安，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？師京、貫之術，以處凶危，技盡於請和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。京、貫等雖漸伏其罪，而所匯引之宵人，方興未殄。則當日所用為國除奸者，唯昌言京、貫之為禍本，以斥其黨類，則國本正，而可進群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，唯此而可以為知本矣。骨已冷，黨已散，法已不行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，其為得為失，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，未為晚也。舍當前腹心之蠱，究已往萌檗之生，龜山、崔鶠等從而和之，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。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，顧弗問也。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：「吾固臨川氏之徒也。彈射我者，元祐之苗裔，求伸其屈者，非有憂國之忱者也。」熒主聽，結朋黨，固寵利，壞國事，惡能復禁哉？
楊國忠受戮於馬嵬，而唐再造，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。辨學術，正人心，善風俗，定綱紀，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，而事已大敗，乃洩其久蘊之忿怒，所本者，非本矣。遼絕而不相及，泮渙而不相濟，何為者邪？迨及建炎之後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，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，而非靖康之急務矣。竭忠盡力，直糾京、貫之黨，斥其和議之非，以爭存亡於廟算，言不溢而事不分，此之謂知本。
女直脅宋以割三鎮、割兩河，宋廷之臣，爭論不決，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。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。李邦彥、聶昌、唐恪之徒，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。徐處仁、吳敏以洎李伯紀、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，義正矣。雖然，抑有能得女直之情，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？不得其情，雖為之計無補也，況乎其無能為保固三鎮、兩河之計也。
脅人以割地者，契丹之脅石晉也，秦人之脅三晉也，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。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，地猶王從珂之地，而兩非所有。秦人之脅三晉，三晉雖弱，抑嬰城固守，必覆軍殺將、曠日持久而後得之，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。而女直之勢異是。自敗盟南侵以來，馳突於無人之境，至一城則一城潰，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。欲三鎮即可得三鎮，欲兩河即可得兩河，何為嘵嘵然競使命之唇舌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？嗚呼！當時議者盈廷，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，中國之無人久矣，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