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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有大而無實，無實者，不祥之言也。明主知之，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，則一聞其說，而屏退之唯恐不速。唯智小而圖大，志陋而欲飾其短者，樂引取之，以鉗天下之口，而遂其非。不然，望而知其為妄人，豈難辨哉？
王安石之入對，首以大言震神宗。帝曰：「唐太宗何如？」則對曰：「陛下當法堯、舜，何以太宗為哉？」又曰：「陛下誠能為堯、舜，則必有皋、夔、稷、契，彼魏徵、諸葛亮者，何足道哉？」嗚呼！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、舜之廷，則靖言庸違之誅，膺之久矣。抑誠為堯、舜，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。夫使堯、舜而生漢、唐之後邪，則有稱孔明治蜀、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，堯、舜固且揖而進之，以畢其說，不鄙為不足道而遽斥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，得一善，則沛然從之。豈耕稼陶漁之侶，所言善言，所行善行，能軼太宗、葛、魏之上乎？大其心以函天下者，不見天下之小；藏於密以察天下者，不見天下之疏。方步而言趨，方趨而言走，方走而言飛；步趨走猶相近也，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。故學者之言學，治者之言治，奉堯、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；我察其情，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。韓愈氏之言曰：「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」，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。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？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？愈以俗儒之詞章，安石以申、商之名法，無不可曰堯、舜在是，吾甚為言堯言舜者危也。
夫堯、舜之學，與堯、舜之治，同條而共貫者也。安石亦知之乎？堯、舜之治，堯、舜之道為之；堯、舜之道，堯、舜之德為之。二典具存，孔、孟之所稱述者不一，定以何者為堯、舜之治法哉？命岳牧，放四兇，敬郊禋，覲群後，皆百王之常法。唯以允恭克讓之心，致其精一以行之，遂與天同其巍蕩。故堯曰「無名」。舜曰「無為」。非無可名，而不為其為也。求一名以為獨至之美，求一為以為一成之侀，不可得也。今夫唐太宗之於堯、舜，其相去之遠，夫人而信之矣。而非出號令、頒科條之大有異也。藉令堯、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，允矣其為堯、舜。抑令唐太宗而仿堯、舜所行之成跡，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。則法堯、舜者之不以法法，明矣。德協於一，載於王心，人皆可為堯、舜者，此也。道貞乎勝，有其天綱，湯、武不師堯、舜之已迹，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，此也。法依乎道之所宜；宜之與不宜，因乎德之所慎。舍道與德而言法，韓愈之所云「傳」，王安石之所云「至簡、至易、至要」者，此也。皋、夔、稷、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、舜，上畏天命，下畏民碞。匹夫匹婦有一善，而不敢驕以所不屑，唐、虞之所以時雍也。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，而凌躐之，枵然曰：「堯、舜之道至易，而無難旦夕致也。」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，亦嘗用此術矣。小人而無忌憚，夫亦何所不可哉？
揚堯、舜以震其君，而誘之以易；揭堯、舜以震廷臣，而示之以不可攻。言愈高者趨愈下，情愈虛者氣愈驕。言及此，而韓、富、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！曹丕曰「吾舜、禹也」，則舜、禹矣。源休曰「吾蕭何也」，則蕭何矣。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，妄人非奸無因而生其妄。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，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。奚待其潰隄決岸，而始知其不可遏哉？
君子之道，有必不為，無必為。小人之道，有必為，無必不為。執此以察其所守，觀其所行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。必不為者，斷之自我，求諸己者也。雖或誘之，而為之者，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為焉。不然，熒我者雖眾，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。必為者，強物從我，求諸人者也。為之雖我，而天下無獨成之事，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，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，則銳於欲為，勢沮而中止，未有可必於成也。以此思之，居心之邪正，制行之得失，及物之利害，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閒，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，明矣。
夫君子亦有所必為者矣，子之事父也，臣之事君也，進之必以禮也，得之必以義也。然君子之事父，不敢任孝，而祈免乎不孝；事君不敢任忠，而祈免乎不忠。進以禮者，但無非禮之進，而非必進；得以義者，但無非義之得，而非必得。則抑但有所必不為，而無必為者矣。況乎任人家國之政，以聽萬民之治。古今之變遷不一，九州之風土不齊，人情之好惡不同，君民之疑信不定。讀一先生之言，暮夜得之，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，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，從我者愛而加之膝，違我者怒而墜諸淵，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；察其中懷，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？必有不可問者存矣。夫既有所必為矣，則所迫以求者人，而所惛然忘者己矣。故其始亦勉自鈐束，而有所不欲為；及其欲有為也，為之而成，或為之而不成，則喜怒橫行，而乘權以逞。於是大不韙之事，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，茍可以濟其所為而無不用。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，昭著而莫能掩。夫茍以求己、求人、必為、必不為之衡，而定其趨向，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