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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香山使老嫗解詩，為千古佳話，余亦謂詩非帷簿之言，何人不可與談哉？然不可與談者卻有幾等：工於時藝者，不可與談詩；鄉黨自好者，不可與談詩；市井小人營營於勢利者，亦不可與談詩。若與此等人談詩，毋寧與老嫗談詩也。
詩文家俱有三足：言理足、意足、氣足也。蓋理足則精神，意足則蘊藉，氣足則生動。理與意皆輔氣而行，故尤必以氣為主，有氣即生，無氣則死。但氣有大小，不能一致，有若看春空之雲，舒卷無跡者；有若聽幽澗之泉，曲折便利者；有若削泰、華之峰，蒼然而起者；有若勒奔踶之馬，截然而止者。倏忽萬變，難以形容，總在作者自得之。
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，判若水火。宗伯專講格律，太史專取性靈。自宗伯三種《別裁集》出，詩人日漸日少；自太史《隨園詩話》出，詩人日漸日多。然格律太嚴固不可，性靈太露亦是病也。
余嘗論詩無格律，視古人詩即為格，詩之中節者即為律。詩言志也，志人人殊，詩亦人人殊，各有天分，各有出筆，如云之行，水之流，未可以格律拘也。故韓、杜不能強其作王、孟，溫、李不能強其作韋、柳。如松柏之性，傲雪淩霜，桃李之姿，開華結實，豈能強松柏之開花，逼桃李之傲雪哉？《尚書》曰「聲依永，律和聲」，即謂之格律可也。
古人以詩觀風化，後人以詩寫性情，性情有中正和平、奸惡邪散之不同，詩亦有溫柔敦厚、噍殺浮僻之互異。性靈者，即性情也，沿流討源，要歸於正，詩之本教也。如全取性靈，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為詩人乎？須知笙、鏞、箏、笛，俱不可廢，《國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夫子並收，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。
唐人五古凡數變，約而舉之，奪魏、晉之風骨，換梁、陳之俳優。譬諸書法，歐、虞、褚、薛俱步兩晉、六朝後塵，而整齊之耳。若李、杜兩家又當別論，然李之《古風》五十九首，儼然阮公《詠懷》，杜之《前後出塞》、《無家別》、《垂老別》諸篇，亦曹孟德之《苦寒行》、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。
七古以氣格為主，非有天姿之高妙，筆力之雄健，音節之鏗鏘，未易言也。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，細讀杜、韓詩便見。若無天姿、筆力、音節三者，而強為七古，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。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，正為此。如以張、王、元、白為宗，梅村為體，雖著作盈尺，終是旁門。
詩之為道，如草木之花，逢時而開，全是天工，並非人力。溯所由來，萌芽於《三百篇》，生枝布葉於漢、魏，結蕊含香於六朝，而盛開於有唐一代，至宋、元則花謝香消，殘紅委地矣。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，率精神薄弱，葉影離披，無復盛時光景。若明之前後七子，則又為刮絨通草諸花，欲奪天工，頗由人力。迨本朝而枝條再榮，群花競放，開到高、仁兩朝，其花尤盛，實能發泄陶、謝、鮑、庾、王、孟、韋、柳、李、杜、韓、白諸家之英華，而自出機杼者，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、謝、鮑、庾、王、孟、韋、柳、李、杜、韓、白諸家之集讀者。花之開謝，實由於時，雖爛漫盈園，無關世事，則人亦何苦作詩，亦何必刻集哉？覆醬覆醅，良有以也。
每見選詩家，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，橫亙胸中，只錄已過者，余獨謂不然。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，有一句而傳，毋論其人之死生，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，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。然而亦有以人存詩，以詩存人者。以詩存人，此選詩也；以人存詩，非選詩也。
詩人之出，總要名公卿提倡，不提倡則不出也。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，國初之提倡也。沈文愨之與袁太史，乾隆中葉之提倡也。曾中丞之與阮宮保，又近時之提倡也。然亦如園花之開，江月之明。何也？中丞官兩淮運使，刻《邗上題襟集》，東南之士，群然向風，惟恐不及，迨總理鹽政時，又是一番境界矣。宮保為浙江學政，刻《兩浙軒錄》，東南之士，亦群然向風，惟恐不及，迨總製粵東時，又是一番境界矣。故知瓊花吐豔，惟爛漫於芳春，璧月含暉，隻團欒於三五，其義一也。
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，尤長五律，為世傳誦。余一日謁先生於京邸，索余書一小額曰「四十賢人之室」。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，因問所典。先生曰：「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，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，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，心心相印，方臻絕詣。」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，如人之身，微有一點痛癢，則滿身不適也。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為知言。
有某孝廉作詩，善用僻典，尤通釋氏之書，故所作甚多，無一篇曉暢者。一日，示余二詩，余口噤不能讀，遂謂人曰：「記得少時誦李、杜詩，似乎首首明白。」聞者大笑。始悟詩文一道，用意要深切，立辭要淺顯，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。但看古人詩文，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，便成絕大文章。乃知聖賢學問，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，終身行之，便為希賢希聖，非有六臂三首、牛鬼蛇神之異也。
口頭言語俱可入詩，用得合拍便成佳句，如歸真子之「無可奈何仍話別，不曾真個已魂銷」，槃溪弟之「未免有情終靦，明知無益卻思量」，皆妙。
元中峰和尚詠雪詩云：「冰雲四合雪漫漫，誰解當機作水看？」近人詠牡丹詩云：「漫道此花真富貴，有誰來看未開時？」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