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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論天下之水，自淮而北，由九河入海，《書》所謂「同為逆河，入於海」者是也。自淮而南，由三江入海，《書》所謂「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」是也。今九河既塞，故燕、趙之間多霖潦，三江既塞，故三吳之間多水患。
江南治江，淮北治河，同一治也，而迥然不侔。黃河之水，遷徙不常，順逆乍改，其患在決。雖竭人功，而天司其命。江南之水，紆回百折，趨納有準，其患在塞。雖仰天貺，而人職其功。
大都論水於江北其利在漕，論水於江南其利在田。江北懼水，黃河之徙，江南病水，太湖之溢。以治河之法治江，恐未必有濟，以治河之費治江，則事半而功倍矣。
三吳，澤國也，萬水所歸，東環滄海，西臨具區，南抵錢塘，北枕揚子。其中瀦蓄者，則有龐山、陽城、沙河、昆城諸水，宣泄者，則有吳淞、劉河、白茅、七浦諸水，縱橫聯絡，如人之一身，血脈流通，經絡貫串。蓋血脈不和則病，經絡不舒則困，然一人得病，無傷於天地之和，一方得病，實有關於萬民之命。
昔人於溧陽之上嘗為堰壩，以遏其衝，於常州則穿港瀆，以分其勢，於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，並疏塘浦以通其脈，又備規制以善其後。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，下流之去者日滯，潮汐往來，易於淤塞。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、開江卒，以時浚治，水不為害，而民常豐足。
治水之大要惟二道，曰蓄曰泄而已。蓄以備旱，泄以防潦，旱則資蓄以灌溉，水則資泄以疏通。
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，一曰開治港浦，二曰置閘啟閉，三曰築圩裹田。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，一曰敦本，二曰協力，三曰因時。故郟亶言水利專於治田，單鍔言水利專於治水。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，治田即所以治水。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，柝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。高田之民自治高田，低田之民自治低田，高田則開浚池塘以蓄水，低田則挑築堤防以避水。池塘既深，堤防既成，而水利興矣。
范文正公曰：「今之世有所興作，橫議先至。」至哉言乎！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，大都為工費浩繁，庫無儲積，一時難於籌劃，則當事為之梗。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，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為累也，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為之梗。或有惑於風水之說，某處不宜開，某處不宜塞，為文運之攸關，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為之梗。小民習懶性成，難與圖始，則刁頑為之梗。賣法者多，程功者少，則吏胥為之梗。甘苦之相畸，勞逸之相懸，張弛之相左，則怨谘者為之梗。此六梗者，水利之所以不興，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。
宋有天下三百年，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。明有天下三百年，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。蓋開江治水，未免擾民，然正恐其擾民，故開江治水。
夫天下事最誤於因循，而亦忌速成。如治水大事也，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！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岸可成，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，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，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，至於九年十年，則無不告厥成功矣。
太湖之為震澤、具區、笠澤、五湖，前人載之甚詳，可不具論。惟是襟帶三州，眾水所宅，東南之利害係焉。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，迤邐至長塘河，並鎮江、丹陽、金壇、茅山諸水，會於宜興、荊溪以入。其西南則自宣歙、天目諸山，由臨安、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、武康、長興、烏程，合苕、霅兩溪之水以入，彙為巨浸，分布諸河。一由吳江出長橋入吳淞，一由長洲出昆山入劉河，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，皆入於海。其底定也，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，其泛濫也，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。是以古人之治水也，疏其源，導其流，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。
徐貫曰：「太湖之水，上流不浚，無以開其源，下流不浚，無以導其歸。」洵至言也。今五堰既塞，廣通又廢，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，幾成平陸。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，下開堰洞以泄湍流，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。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於枝河，枝河之水不達於三江，三江之水不達於大海。故遇旱則赤地千里，遇水則一望汪洋，而農田為之害。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，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，皆聽命於天時，而實非也。
或有問於余曰：「太湖之水，為長橋所塞，致三吳有漂沒之憂，何不去之，以復古之舊跡乎？」曰：「不可也。從來治水治田，兩者相兼，舟行陸行，不能偏廢。且病積日久，難以施功。豈去一長橋，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？隻求斬其茭蘆，浚其淤積，相其地宜，順其水性，修其堰洞，通其湍流而已矣。」
說者謂吳江未築長堤以前，吳中自來無水患。既築長堤以後，橫截湖流，不能宣泄，水患始於此矣。余曰不然，吳地襟江帶海，淤潮易積，雖不築堤，亦難治也。試看五代、宋、元以來，有營田軍、庸田使、農田水利使、都水營田使，以及都水監諸官，又有所謂撩淺夫、開江卒者，年治月修，故得豐稔。夫修治而不得其法，即為水患，況不修治耶？由此言之，太湖諸口，自宜常通，不宜略塞。水利之官，自宜特設，不宜兼領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