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廬陵胡文穆公、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，一時文譽，固有定價。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，以其多牽合不實也。文貞平生所敍譜幾五十餘家，自昔文人序譜，蓋莫盛於斯。文穆之嚴近於義，文貞之厚近於仁，然文貞文與位稱，享有高壽，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，士大夫皆惇本務禮，此亦可為世道之幸，而彼自薄者，則又在所不足議焉。
文章正宗，西山謂：
「正宗云者，以後世文辭之多變，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。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，若杜預、摯虞諸家，往往湮沒弗傳，今行於世者，惟梁昭明文選、姚鉉文粹而已。繇今視之，二書所錄，果皆得源流之正乎？夫士之於學，所以窮理而致用也。文雖學之一事，要亦不外乎此。故今所輯，以明義理、切世用為主，其體本乎古，其指近乎經者，然後取焉；否則辭雖工，亦不錄。其目凡四，曰辭命，曰議論，曰敍事，曰詩賦，今凡二十餘卷云。紹定執除之歲，正月甲申，學易齋書。
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，親疏遠，近曰辭， 【 鄭氏曰辭謂辭令。】 曰命， 【 謂裨諶草創之命。】 曰誥， 【 謂康誥、盤庚之屬。】 曰會， 【 謂胥命于蒲之命。】 曰禱， 【謂如衛太子戰禱。】 曰誄， 【 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。】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。 【 策謂以簡策書王命。】 御史掌贊書。 【若今尚書作詔文。】質諸先儒注釋之說，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，太祝以下掌為之辭，則所謂代言者也。以書考之，其可見者有三：一曰誥，以之播告四方，湯誥、盤庚、大誥、多士、多方、康王之誥是也；二曰誓，以之行師誓衆，甘誓、泰誓、牧誓、費誓、秦誓是也；三曰命，以之封國命官，微子、蔡仲、君陳、畢命、君牙、冏命、呂刑、文侯之命是也。他皆無傳焉。意者王言之重，惟此三者，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？漢世有制，有詔，有冊，有璽書，其名雖殊，要皆王言也。文章之施於朝廷，布之天下者，莫此為重，故今以為編之首。書之諸篇，聖人筆之為經，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。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，列國往來應對之辭，下至兩漢詔冊而止，蓋魏晉以降，文辭猥下，無復深純溫厚之指。至偶儷之作興，而去古益遠矣。學者欲知王言之體，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，而參之以此編，則所謂正宗者，庶乎其可識矣。
議論 按議論之文，初無定體，都俞吁咈，發于君臣會聚之間，語言問答，見于師友切磋之際，與凡秉筆而書、締思而作者皆是也。大抵以六經、語、孟為祖，而書之大禹、臯陶、益稷、仲虺之誥、伊訓、太甲、咸有一德、說命、高宗肜日、旅獒、召誥、無逸、立政，則正告君之體，學者所當取法。然聖賢大訓，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，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諍論說之辭，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，以為議論之首。他所纂述，或發明義理，或敷析治道，或褒貶人物，以次而列焉。書記往來，雖不關大體，而其文卓然為世膾炙者，亦綴其末。學者之議論，一以聖賢為準的，則反正之評，詭道之辯，不得而惑，其文辭之法度，又必本之此編，則華實相副，彬彬乎可觀矣。
敍事 按敍事起於古史官，其體有二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，書之堯典、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，後世本紀似之；有紀一事之始終者，禹貢、武成、金縢、顧命是也，後世志記之屬似之。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，則先秦蓋未之有，昉於漢司馬氏，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。今于書之諸篇，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，獨取左氏、史、漢敍事之尤可喜者，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，以為作文之式。若夫有志於史筆者，自當深求春秋大義，而參之以遷、固諸書，非此所能該也。
詩賦 按古者有詩，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，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；若楚辭，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。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，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，下及漢魏，自為一等；自晉宋間顏、謝以後，下及唐初，自為一等；自沈、宋以後定著律詩，下及今日，又為一等。然自唐初以前，其為詩者，固有高下，而法猶未變，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。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，下及文選古詩，以盡乎郭景純、陶淵明之作，自為一編，而附于三百篇、楚辭之後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。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，各為一編，以為之羽翼輿衛。其不合者則悉去之，不使其接于胸次，要使方寸之中，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，則其為詩，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。今惟虞夏一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，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為準，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。律詩雖工，亦不得與。若箴、銘、頌、贊、郊廟、樂歌、琴操，皆詩之屬，間亦採摘一二，以附其間。至於辭賦，則有文公集註楚辭後語，今亦不錄。或曰，此編以明義理為主，後世之詩，其有之乎？曰，三百五篇之詩，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，而諷詠之間，悠然得其性情之正，即所謂義理也。後世之作，雖未可同日而語，然其間興寄高遠，讀之使人忘寵辱，去係吝，翛然有自得之趣，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。其為性情心術之助，反有過於他文者，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為關于義理也。讀者以是求之，斯得之矣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