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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魏武帝紀〉前既云漢相國曹參之後，其下言中常侍曹騰養子嵩生太祖，莫能審其出身本末。乍讀之似自相矛盾，此正陳壽立文之妙。陳琳為袁紹作檄，目操姦閹遺醜，見《後漢．紹傳》及《文選》。雖敵國詆譏，乃道相其實也。《史通》云：「周之覃父、季歷；晉之仲達、師、昭，位乃人臣，跡參王者，追尊建名，比之天子，可也。當塗所出，宦官攜養，帝號徒加，人望不愜，故《國志》無所錄。無異匹夫。」
愚謂虞、夏、商、周廟制，已詳《尚書．盤庚》後案、〈咸有一德〉後辨矣。漢太上皇崩後，竟未加尊號。太上皇以上，亦不知以何人充。四親之數，竟無可攷。至於曹騰雖追尊，而騰以上只有節，節以上亦無可見。追尊先世及定四親，皆至司馬氏而後粗為明審，至唐立九廟，則又變禮之甚者。
帝王之與，不容無本，據傳聞者書之，聊復爾爾。〈孫破虜傳〉云：「孫堅，字文臺，吳郡富春人，蓋孫武之後也。」蓋者，疑詞。正與〈魏武紀〉同。評云：「孤微發跡，安得追攷其先世，若是之遠邪？」
范書以劉表為魯恭王後，陳壽不取，是矣。至〈夏侯惇傳〉則云：「夏侯嬰之後。」案《漢書》滕公之後，皆隨外家姓為孫氏，則此為附會。此固不可與〈武紀〉為曹參後之言為一例論。
興平元年，呂布東屯山陽，於是紹使人說太祖，欲連合。紹，宋本誤同；元修本作為，疑偽字。一云嘗作紿，亦通。
〈武帝紀〉前段但稱太祖，自建安元年為大將軍，則三公矣，改稱為公。至二十一年，進爵魏王，則改稱王。雖似有理，愚見以為既為作本紀，躋之帝王之列，自不如概稱太祖為直截，省卻多少葛滕。至其後歐陽公於朱溫亦仿此例，則殊覺無謂。
〈文帝紀〉黃初二年，引《魏略》，以長安、譙、許昌、鄴、洛陽為五都。其實長安不為都，譙特因是太祖故鄉，聊目為都，皆非都也。真為都者，許、鄴、洛三處耳。自建安元年，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，備見〈武帝紀〉中，並每有征伐事畢，下輒書公還許。至九年，滅袁氏之後，則又遷都於鄴矣。封獻帝為山陽公，都濁鹿城，皆懷州修武縣地，則都鄴明矣。
紀雖下此屢書公還鄴，或書至鄴，而尚未能直接明數語觀者醒眼。《後漢書．獻紀》亦無此。至二十四年，則書還洛陽。二十五年，又書至洛陽，其下即書王崩於洛陽，至其子丕受禪即真位皆在洛。蓋自操之末年，又自鄴遷洛矣。沈約《宋書》三十三卷〈五行志〉：「魏文帝即位，自邺遷洛，終黃初不復還鄴。」
紀所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，作史貴據事直書，詳明整瞻，凡帝王建都及臨幸地雖非都，而駐蹕所在，皆當一一謹志之，使觀者了然心目。予嘗恨《新唐書》本紀，於武后、中宗之在長安、在洛陽，全不分明。陳壽意主簡嚴，尚令讀者稍蒙昧，較《新唐書》則已遠勝之。
兩敵相爭，弱者勝。越滅吳，韓、魏滅智伯，樂毅勝齊、劉滅項、曹滅袁。袁、曹同起義兵，袁頗信用曹，後乃為讎，與劉、項事亦相類。
〈魏志．明帝紀〉，景初元年六月，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，為魏太祖；文帝應天受命，為魏高祖；帝製作興治，為魏烈祖。注引孫盛曰：「諡以表行，廟以存容，皆於既沒然後著焉，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終而豫自尊顯。」
愚謂盛知魏人生存而豫為廟號之非，然未盡也。禮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自李唐始無代不稱宗，其濫斯極。要未有若魏之三世連稱為祖，尤振古未聞。不但叡不能稱此名，即丕亦因父業，何功之有？〈少帝紀〉，景初三年十二月，詔書及〈管寧傳〉陶邱一奏，皆稱烈祖明皇帝。高貴鄉公即位詔，則直稱三祖，亦直稱三祖，亦見〈劉放傳〉，又見《晉書．禮志》。陳壽於〈武紀〉稱太祖皇帝，而文、明二紀書文皇帝、明皇帝，沒其祖稱，是有深意。
沈約《宋書．五行志》亦云：「魏明帝景初元年，有司奏帝為烈祖，予太祖、高祖並為不毀之廟，從之。案宗廟之制，祖宗之號，皆身沒名存，乃正其禮。故雖功赫天壤，德邁前王，未有豫定之典，此言知不從，失之甚者也。」沈約此言，與孫盛正同。
景初元年注引《魏略》云：「是歲，徒長安銅人、承露盤。盤折，銅人重不可致，留於霸城，大發銅鑄銅人二。號曰翁仲，列作司馬門外」。又引《漢晉春秋》云：帝徒盤，盤折，聲聞十里，金狄成泣，因留霸城。」又引董尋諫曰：「作無益之物。黃龍、鳳凰、九龍、承露盤。」愚案古來鑄金人者三主，其一秦始皇，鑄銅人十二，見《史記》本紀；其二漢武帝，築通天臺，去地百餘丈，雲雨悉在其下，上有承露盤、仙人掌、擎玉杯以承露，見《三輔黃圖》第五卷；其三則魏明帝也。
秦所鑄銅人，已為董卓椎破，見《後漢書》及《三國志》卓本傳。則以景初所毀，當為漢武帝之金人，然李長吉《歌詩》卷二，〈金銅仙人辭漢歌〉自序，以明帝徒盤為青龍元年八月事，年月與《魏略》不合。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時辨之。據《黃圖》言始皇所造，為董卓所銷，尚餘二人未毀。明帝欲徒洛陽，重不可致，留霸城，仙不可言狄，知長吉未可非。青龍元年所徒，是漢武銅仙。景初元年所徒，是秦皇銅人也。吳說如此，然則《魏略》言景初所徒，不當言有承露盤，此微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