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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焦有形、無形之说，越人、华佗、王冰、東垣皆曰有名無形；余則或言無状，或言有形，纷纭無定。愚意當以無形之说爲是，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，可以定其象也。《營衛生会篇》云：“上焦如雾，中焦如沤，下焦如渎”，此三焦定論也。以其無形，故举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擬之也。雾、類乎氣，《决氣篇》所謂“若雾露之溉”是也。考沤、渎二字之義，沤、渍也，渐也，渐渍之使柔烂也。則沤者状“腐熟水谷”之義，謂渐渍以化也。渎、濁也，通也，所以通垢濁也。則渎者状分别清濁，即“决渎之官，水道出焉”之義也。其“三焦”字義，亦屬無形，蓋火灼則焦，火即是氣，以少陽爲相火，即取“焦”字之義也。上、中、下、有分司之任，故曰“三”也。《營衛生会篇》云：“上焦出於胃上口，并咽以上，贯膈而布胸中。……中焦亦并胃中，出上焦之後。此所受氣者，泌糟粕，蒸津液，化其精微，上注於肺脈，乃化而爲血，以奉生身，莫贵於此，故獨得行於經隧，命曰營氣。……下焦者，别回肠，注於膀胱而渗入焉。故水谷者，常并居於胃中，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肠，而成下焦。”又云：“營出於中焦，衛出於下焦。”《五味篇》云：“谷始入於胃，其精微者，先出於胃之兩焦，以溉五藏，别出兩行，營衛之道。”细玩《經》文，曰“出於胃上口”，“出上焦之後”，曰“成下焦”，曰“胃之兩焦”，皆見無形体之意焉。而细繹《經》旨，即營、衛之氣所從出，其职司功用，莫非氣之所爲，故《中藏經》曰：“總領五藏六府、營衛經络、左右上下之氣也。”至《本藏篇》有厚、薄、缓、急、直、结之说者，孫東宿謂五藏、五府、五行，正配合者也，獨三焦無合，故附膀胱而言，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。若《論勇篇》理縱、理横之说，不過言其人之躯壳上下通体如此，故以“三”字贯之，而借“焦”字助语成辞，與《五味篇》所云“胃之兩焦”句法相仿耳。再以《背俞篇》五焦、七焦之文觀之，則三焦縱横之句，亦可不必拘泥矣。使必以無形之说爲誤，豈越人、华佗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？
命門者，人身之真陽，肾中之元陽是已，非另是一物也。後世立論，有謂在兩肾中間者，有誤引“七節之旁，中有小心”爲命門者；至謂其形如胡桃，尤爲荒诞！夫越人倡右肾命門之说，而後人非之，抑思不有越人，又何從有命門之说乎，其意以陽氣爲重，人身左血右氣，故归之右也。人之每藏每府，各具陰陽，肾爲一身之根柢，元陽爲人身所尤重，故特揭之也。自古命門治法，亦惟溫補肾陽而已，别無他法也。故虞天民兩肾總号命門之说，最爲近理。景岳亦有分而言之，則左水右火，合而言之，爲水火之府，陰陽之宅，及命門總主乎兩肾，兩肾皆屬於命門之論。至以子肠當之，又於理未安也。孫東宿以生氣立論，其意颇合，竟指爲先天之太極，亦非也。近時靈胎徐氏，謂肾之有兩，則皆名爲肾，不得名爲命門，蓋肾爲牝藏，其数偶，命門之義，惟冲脈之根柢，其位适當兩肾之中，真可稱爲命之門，不得以右肾當之也。夫以牝藏释兩肾，其说最的；以冲脈當命門，倡論似甚新奇，细按亦非确當，不過執兩肾中間之语，而另开一说耳。竊以爲兩肾爲立命之門，命門穴在中間，似因肾而得名，越人以肾爲命門，又因穴而名之也。總之、《三十六難》曰：“命門者，諸神精之所舍，原氣之所系也。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系胞。”此真上補《素》、《靈》之未及，惟“非皆肾”、“知肾有一”二语，不免詞病，以致後人辨論纷纷也。
陰陽者，一氣所分，宜平宜合，忌偏忌离。或爲对待，或爲流行，有会处，有分处，本相生，亦相克，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，其理之精微，實非易言者也。考之醫籍，或謂陰易亏而陽易亢，務以益陰爲先；或謂陰主杀而陽主生，必以扶陽爲重。若此之類，各有至理，而均非定論，何也？以未分常與變耳。试以四時昼夜核之，春夏爲陽，秋冬爲陰，兩分焉而毫弗参差；夜則爲陰，昼則爲陽，總计焉而纤無多寡，此陰陽之常也。以大地之變論之，時或亢旱，即陽盛陰虚之象，必有待於甘霖；時或久陰，即陽衰陰盛之征，是有赖於皎日，此各執其说者，亦有至理也。以人之病論之，水亏火旺，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，既不可专以陽爲重；氣脱神霾，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，亦不可獨以陰爲先。非偏執之見，均非定論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