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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，曰明道也，紀政事也，察民隱也，樂道人之善也。若此者，有益於天下，有益於將來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益矣。若夫怪力亂神之事，無稽之言，剿襲之說，諛佞之文，若此者，有損於己，無益於人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損矣。 二漢文人，所著絕少，史於其傳末，每云所著凡若干篇。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，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，或十數篇，或三四篇。史之錄其數，蓋稱之，非少之也。乃今人著作，則以多為富，夫多則必不能工，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，其不傳宜矣。
西京尚辭賦，故《漢書‧藝文志》所載止詩、賦二家。其諸有名文人，陸賈賦止三篇，賈誼賦止七篇，枚乘賦止九篇，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，兒寬賦止二篇，司馬遷賦止八篇，王褒賦止十六篇，楊雄賦止十二篇，而最多者，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，枚皋賦百二十篇。而於《枚皋傳》云：「皋為文疾，受詔輒成，故所賦者多。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，故所作少，而善於皋。皋賦辭中，自言為賦不如相如，其文骩骳，曲隨其事，皆得其意，頗詼笑不甚閑靡，凡可讀者，不二十篇，其尤嫚戲不可讀者，尚數十篇。」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。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；又其時崇重經術，復多訓詁。凡傳中錄其篇數者，四十九人，其中多者如曹褒、應劭、劉陶、蔡邕、荀爽、王逸各百餘篇，少者盧植六篇，黃香五篇、劉騊駼、崔烈、曹眾、曹朔各四篇，桓彬三篇，而於《鄭玄傳》云：「玄依《論語》作《鄭志》八篇，所注諸經百餘萬言，通人頗譏其繁。」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。
秦延群說《堯典》篇目兩字之說，十餘萬言，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，此顏之推《家訓》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，書券三紙，未有驢字者也。文以少而盛，以多而衰。以二漢言之，東都之文多於西京，而文衰矣。以三代言之，春秋以降之文多於《六經》，而文衰矣。《記》曰：「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。」
《隋志》載古人文集，西京惟劉向六卷，楊雄、劉歆各五卷，為至多矣，他不過一卷、二卷。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，元帝至五十二卷，沈約至一百一卷，所謂雖多亦奚以為？
子書自孟、荀之外，如老、莊、管、商、申、韓，皆自成一家言。至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，則不能自成，故取諸子之言，𢑥而為書，此子書之一變也。今人書集，一一盡出其手，必不能多，大抵如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之類耳。其必古人之所未及。就後世之所不可無，而後為之，庶乎其傳也與？
宋人書如司馬溫公《資治通鑒》、馬貴與《文獻通考》，皆以一生精力成之，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。而其中小有舛漏，尚亦不免。若後人之書，愈多而愈舛漏，愈速而愈不傳，所以然者，其視成書太易，而急於求名故也。
伊川先生晚年作《易傳》成，門人請授，先生曰：「更俟學有所進。子不云乎：忘身之老也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，俛焉日有孳孳，斃而後已。」
張子有云：「民吾同胞。今日之民，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。救民以事，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；救民以言，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。」
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然則政教風俗，苟非盡善，即許庶人之議矣。故《盤庚之誥》曰：「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，而國有大疑，卜諸庶民之從逆。」子產不毀鄉校，漢文止輦受言，皆以此也。唐之中世，此意猶存。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，連袂歌於蒍，玄宗為之感動；白居易為盩屋尉，作樂府及詩百餘篇，規諷時事，流聞禁中，憲宗召入翰林。亦近於陳列國之風，聽輿人之誦者矣。
詩之為教，雖主於溫柔敦厚，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。如曰「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」；如曰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」；如曰「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，家伯冢宰，仲允膳夫，棸子內史，蹶維趣馬，楀維師氏，艷妻煽方處」；如曰「伊誰云從，維暴之云」，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，古人不以為嫌也。《楚辭‧離騷》：「余以蘭為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。」王逸章句：謂「懷王少弟司馬子蘭。」「椒專佞以慢慆兮。」章句謂：「楚大夫子椒。」洪興祖補注《古今人表》，有令尹子椒。如杜甫《麗人行》：「賜名大國虢與秦，慎莫近前丞相嗔。」近於《十月之交》，詩人之義矣。
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，明斥周容，劉孝標《廣絕交論》，陰譏到溉。袁楚客規魏元忠，有十失之書，韓退之諷陽城，作爭臣之論。此皆古人風俗之厚。
唐宋以下，何文人之多也。固有不識經術，不通古今，而自命為文人者矣。韓文公《符讀書城南詩》曰：「文章豈不貴，經訓乃菑畬。潢潦無根源，朝滿夕已除。人不通古今，馬牛而襟裾。行身陷不義，況望多名譽。」而宋劉摯之訓子孫，每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為先，一號為文人，無足觀矣。」然則以文人名於世，焉足重哉。此揚子雲所謂「摭我華而不食我實」者也。黃魯直言：「數十年來，先生君子，但用文章提獎後生，故華而不實。」本朝嘉靖以來，亦有此風，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，空同大以為不平矣。
《宋史》言：歐陽永叔與學者言，未嘗及文章，惟談吏事。謂文章止於潤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