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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緯稽覽圖》云：伏羲至無懷氏，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，神農五百四十年，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，少昊四百年，顓頊五百年，帝嚳三百五十年，堯一百年，舜五十年，禹四百三十年，殷六百四十四年（案：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），周八百七十三年（案：原本誤作六十七年），秦五十年。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。惟伏羲畫八卦，傳於後代，餘既六萬餘年，略無文字，可考何耶？抑有，而不傳也。班固曰：唐虞以前，雖有遺文，其語不經？故言黃帝、顓頊之事，未可明也。又《乾鑿》，度乃蒼頡注，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與《素問》等書，皆書也，非有而不傳者與。又曰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戰國二百二十五年，秦四十年生漢高祖；三國五十六年，晉一百六十年，宋六十年，齊二十四年，梁八十七年（案：原本誤作五十六年），陳三十三年，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；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。三大英主，撥亂反正，拯民塗炭，漢尚高厚，唐立法度，國祚悠久。本朝用儒，立國以仁，卜世卜年，永永無極。
漢興諸臣，雖非粹然一出於正，然皆能以功名自奪，乘芳汗青者，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。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，樊噲諫曰：“此奢麗之物，皆秦所以亡。”沛公不聽，張良又諫曰：“宜縞素為資。”二臣之諫，周公之《無逸》也。韓信言項王為匹夫之勇、婦人之仁，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，又言約法三章，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韓信能占民心為趨向，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。項羽殺義帝，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：“仁不以勇，義不以力，宜率三軍，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，此三王之舉也。”董公之言，《春秋》討賊之義也。太公家令說太公曰：“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皇帝雖子，人主也；太公雖父，人臣也，奈何令人主拜人臣。”後上朝，太公擁籌迎門卻行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。人皆曰：漢初諸臣，多粗暴凶詐之徒。借以集事思之，皆明於綱常、合於禮義，此理亙萬古，未嘗一日泯滅也。
高祖好酒及色，範增又云：“貪財好色”。高祖興王，史臣安敢加毀，緣是難遮掩，未免直筆。今觀其一入秦宮，見帷帳、狗馬、重寶、婦女以千數，便欲留居，賴二臣之諫，回軍霸上。一入彭城，可謂重地，便收其貨寶、美人，日置酒高會，是時無諫者，遂一敗塗地。及得天下，又溺於戚姬，幾欲廢太子，微四皓，則又是一場狼狽。外物易移，內欲易動，幸迫於利害而止。我朝藝祖真聖主也。
真宗嘗謂王旦曰：每除拜宰相，親王不禦崇德殿，不視朝，其意以命宰相，親王示不敢專也。
崇寧五年，敕節文小鈔，知通監造，書押印，造樣號，年限條禁，並依川錢法，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，買賣、倉場、庫務、出納依見錢行用，三年為界。大觀二年，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，上段印準，偽造鈔已成，流三千里，已行用者處斬。至庚寅九月，更不用，中段印畫泉山，下段平寫一貫文，省守倅姓押子，此會子兆端也。紹興十二年，戶部張澄欲行會子，給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。紹興二十二年，竟行之，今九十餘年，其弊極矣。而大觀小鈔，民以為便者，造之有限，而換之有信也。
高宗語：東宮須是讀書，便知古今治亂，便不受人瞞。朕初即位，群臣多勸法仁宗。仁宗固是仁厚，末年紀綱幾乎不振，所幸得韓琦，遂無事。本朝自有太祖，何故不取以為法。
聘後黃金二萬斤。新莽用三萬餘斤。《晉誌》云：漢用二百斤，晉亦用二百斤，往往金至後世愈少。宋用銀五萬兩，金五千兩。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，金二千兩。
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，次辛祭後土，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。注云：謂以上辛郊祭天地，郊，特牲。雲效之用辛也。周之始，郊日以至。注云：陽氣新用事，而用辛日。此說非也。用辛日者，凡為人君者，當齋戒自新也。
神宗朝，冬至當十一月晦。有言晦不可郊，而無人知此故事，惟宋敏求云：太祖乾德初，郊亦是十一月晦日，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。《國朝會要》不載此事，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。神宗大嘉之，龔養正所撰載之甚詳。慶元丙辰，宏詞出：“乾德初郊慶成頌。”試者非特不知晦日。本宋有一卷，乃云：“祖宗並侑。” 又云：“歸胙慈極。”不知乾德時，慨未有家廟，杜太後已上仙，亦未嘗有慈極。
近年郊祀隻用黃琮蒼璧，卻不見用四圭。有人問禮官，云：“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，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地。”
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。《時政記》進禦始於李昉。班直八年，敘補軍校始於高瓊。《起居注》進禦始於梁周翰。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。糊名考校始於周起建議。
宣和時，彗星竟天，徽宗震怒，謂趙挺之曰：“蔡京所為，皆如卿言。”京免相，挺之複為右僕射。始，京在崇寧初，首與邊事，用兵連年，不息一日，徽宗論輔臣曰：“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，釁端一開，日尋幹戈，生民肝腦塗地，豈人君愛民之意。”挺之退語同列曰：“主上誌在愛民息兵，吾輩義當將順。”時執政皆京黨，但唯唯而已。
“以準皆各，其及即若。”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。
天聖四年，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。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，仰體祖宗恤民之意，舉行萬戶，停廢醋庫，邦人至今德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