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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湖，一曰南湖，南並山，北屬州城漕渠，東西距江，漢順帝永和五年，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，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。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。州之東，自城至於東江，其北堤石楗二，陰溝十有九，通民田，田之南屬漕渠，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。州之東六十里，自東城至於東江，其南堤陰溝十有四，通民田，田之北抵漕渠，南並山，西並堤，東屬江者皆溉之。州之西三十里，曰柯山鬥門，通民田，田之東並城，南並堤，北濱漕渠，西屬江者皆溉之。總之，溉山陰、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。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，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。其東曰曹娥鬥門，曰蒿口鬥門，水之循南堤而東者，由之以入於東江。其西曰廣陵鬥門，曰新逕鬥門，水之循北堤而西者，由之以入於西江。其北曰朱儲鬥門，去湖最遠。蓋因三江之上、兩山之間，疏為二門，而以時視田中之水，小溢則縱其一，大溢則盡縱之，使入於三江之口。所謂湖高於田丈餘，田又高海丈餘，水少則泄湖溉田，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，故無荒廢之田、水旱之歲者也。由漢以來幾千載，其利未嘗廢也。
宋興，民始有盜湖為田者。祥符之間二十七戶，慶曆之間二戶，為田四頃。當是時，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，使復田為湖。然自此吏益慢法，而奸民浸起，至於治平之間，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，為田七百餘頃，而湖廢幾盡矣。其僅存者，東為漕渠，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，南通若耶溪，自樵風涇至於桐塢，十里皆水，廣不能十餘丈，每歲少雨，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。自此以來，人爭為計說。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，有賞以開告者。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，利在縱湖水，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，而鬥門輒發。故為之立石則水，一在五雲橋，水深八尺有五寸，會稽主之；一在跨湖橋，水深四尺有五寸，山陰主之。而鬥門之鑰，使皆納於州，水溢則遣官視則，而謹其閉縱。又以謂宜益理堤防鬥門，其敢田者拔其苗，責其力以復湖，而重其罰。猶以為未也，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，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。吳奎則謂每歲農隙，當僦人浚湖，積其泥塗以為丘阜，使縣主役，而州與轉運使、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。張次山謂湖廢，僅有存者難卒復，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，使可漕及注民田裏，置石柱以識之，柱之內禁敢田者。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，而益堤使高一丈，則湖可不開，而其利自復。範師道、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，猶不能使民無犯，而斥湖與民，則侵者孰禦？又以湖水較之，高於城中之水，或三尺有六寸，或二尺有六寸，而益堤壅水使高，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。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浚湖，使至五尺，當十五歲畢，至三尺，當九歲畢。然恐工起之日，浮議外搖，役夫內潰，則雖有智者，猶不能必其成。若日役五千人，益堤使高八尺，當一歲畢。其竹木之費，凡九十二萬有三千，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，賦之而復其租，其勢易足，如此，則利可坐收，而人不煩弊。陳宗言、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，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，以歲月復湖。當是時，都水善其言，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。其為說如此，可謂博矣。朝廷未嘗不聽用而著於法，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，又至於五萬，刑有自杖百至於徒二年，其文可謂密矣。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，湖不加浚而日愈廢，其故何哉？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勝也。
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，太守孟顗不聽，又求休皇湖為田，顗又不聽，靈運至以語詆之。則利於請湖為田，越之風俗舊矣。然南湖繇漢曆吳、晉以來，接於唐，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，其利未嘗廢者。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，或以數州為鎮，或以一國自王，內有供養祿廩之須，外有貢輸問遺之奉，非得晏然而已也。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，亦皆有數，而錢鏐之法最詳，至今尚多傳於人者。則其利之不廢，有以也。
近世則不然，天下為一，而安於承平之故，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。而請湖為田者，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。至於修水土之利，則又費材動眾，從古所難。故鄭國之役，以謂足以疲秦，而西門豹之治鄴渠，人亦以為煩苦，其故如此。則吾之吏，孰肯任難當之怨，來易至之責，以待未然之功乎！故說雖博而未嘗行，法雖密而未嘗舉，田者之所以日多，湖之所以日廢，由是而已。故以謂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勝者，豈非然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