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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向所集次《新序》三十篇，目錄一篇，隋唐之世尚為全書，今可見者十篇而已。臣既考正其文字，因為其序論曰：
古之治天下者，一道德，同風俗。蓋九州之廣，萬民之眾，千歲之遠，其教已明，其習已成之後，所守者一道，所傳者一說而已。故《詩》《書》之文，曆世數十，作者非一，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，化之如此其至也。當是之時，異行者有誅，異言者有禁，防之又如此其備也。故二帝三王之際，及其中間嚐更衰亂、而餘澤未熄之時，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。及周之末世，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，餘澤既熄，世之治方術者，各得其一偏。故人奮其私智，家尚其私學者，蜂起於中國，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，矜其所得而諱其失。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，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、道之有歸也。先王之遺文雖在，皆絀而不講，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！漢興，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，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，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，皆悅而向之。故先王之道為眾說之所蔽，暗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而怪奇可喜之論，各師異見，皆自名家者，誕漫於中國，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，其弊至於今尚在也。自斯以來，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，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，揚雄氏而止耳。如向之徒，皆不免乎為眾說之所蔽，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。孟子曰：待文王而興者，凡民也。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？亦其出於是時者，豪傑之士少，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、絕學之後也。
蓋向之序此書，於今為最近古，雖不能無失，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，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，要在慎取之而已。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，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，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，豈好辯哉？臣之所不得已也。
《梁書》六本紀、五十列傳，合五十六篇，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。思廉者，梁史官察之子，推其父意，又頗采諸儒謝、吳等所紀，以成此書。臣等既校正其文字，又集次為目錄一篇，而敘之曰：自先王之道不明，百家並起，佛最晚出，為中國之患，而在梁為尤甚，故不得而不論也。蓋佛之徒，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內，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，故不可詘。雖然，彼惡睹聖人之內哉？《書》曰思曰睿，睿作聖，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。能致其知者，察三才之道，辨萬物之理，小大精粗，無不盡也。此之謂窮理，知之至也。知至矣，則在我者之足貴，在彼者之不足玩，未有不能明之者也。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誠心以好之。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至意以樂之。能樂之則能安之矣。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，安能累我哉？萬物之所不能累，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。能盡其性，則誠矣。誠者，成也，不惑也。既誠矣，必充之，使可大焉。既大矣，必推之，使可化焉。能化矣，則含智之民，肖翹之物，有待於我者，莫不由之以全其性，遂其宜，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。德如此其至也。而應乎外者，未嘗不與人同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。故與之為衣冠飲食、冠婚喪祭之具，而由之以教，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，莫不一出乎人情；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，莫不一出乎人理。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，危且亂之所去也。與之處者其具如此，使之化者其德如彼，可不謂聖矣乎！既聖矣，則無思也，其至者循理而已，無為也，其動者應物而已。是以覆露乎萬物，鼓舞乎群眾，而未有能測之者也，可不謂神矣乎！神也者，至妙而不息者也。此聖人之內也。聖人者，道之極也。佛之說，其有以易此乎？求其有以易此者，故其所以為失也。夫得於內者，未有不可行於外也；有不可行於外者，斯不得於內矣。《易》曰：“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，故不過。”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。知足以知一偏，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；道足以為一方，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，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。佛之失，其不以此乎？則佛之徒，自以謂得諸內者，亦可謂妄矣。夫學史者，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，臣等故因梁之事，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，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，非外而有誌於內者，庶不以此而易彼也。
劉向所敘《列女傳》，凡八篇，事具《漢書》向列傳。而《隋書》及《崇文總目》皆稱向《列女傳》十五篇，曹大家注。以《頌義》考之，蓋大家所注，離其七篇為十四，與《頌義》凡十五篇，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，非向書本然也。蓋向舊書之亡久矣。嘉祐中，集賢校理蘇頌始以《頌義》為篇次，復定其書為八篇，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。而《隋書》以《頌義》為劉歆作，與向列傳不合。今驗《頌義》之文，蓋向之自敘。又《藝文志》有向《列女傳頌圖》，明非歆作也。自唐之亂，古書之在者少矣，而《唐志》錄《列女傳》凡十六家，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，然其書今在。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，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，非可惜哉！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，可繕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