驪山在周為驪戎國，即藍田山也。晉獻公伐戎得驪姬，入秦為驪邑，至漢為新豐。豐者，高帝所生之邑也。太上皇思豐欲東歸，高帝放寫豐邑，創為此縣以樂之。其榆里社街衢棟字一如其舊。仍徙豐人以實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既至，各知屋室所奠。雖雞犬混放，亦識其家焉。為其自故豐而徙此，故名新豐也（唐為慶山，又為昭應，本朝為臨潼）。唐新豐縣在府東五十里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，路必由此。故項羽東入，其軍即駐鴻門也。鴻門在縣東十九里，而漢新豐城在縣東十八里也。漢文帝指新豐示慎夫人而曰：此走邯鄲路也。言東出而向邯鄲，此其趨東之始也。 《宣帝紀》：帝數上下諸陵，常困於蓮勺。如淳曰：為人所困辱也。蓮勺縣有鹽池，縱廣十餘里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勺（音輦灼）。師古曰：如說是也。鹵者，咸地也。今在櫟陽縣東，其鄉人謂為鹵鹽池也。按此所言，則漢蓮勺縣者，唐之下邽縣也。《元和志》曰：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。張禹本河內人，徙家蓮勺。《長安志》曰：當在下邽，不當在蒲城也。 邯州三水縣有古豳城，不窋之孫公劉自慶州南入而邑於此篤。《公劉》之詩曰：於豳斯館。又曰：豳居允荒。是皆公劉創邑之文也。《史記》謂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。此誤也。遷紀公劉渡渭，齲勰以建其邑，即本詩之涉渭而取厲鍛者矣。則豳之荒始已屬公劉之世，何待其子慶節乃始建立也耶？《元和志》既指邠州為公劉所居，又指寧州為公劉之邑，則是本祖《史記》而不嚐參省詩語也。邠州北境即寧之南境，本同一州，固可通言。若質以唐制，則邠邑在邠州新平縣，非慶州也。邠在隋為豳州，至開元例改古文，以豳邠字同，詔古豳字直書為邠，即漢扶風之漆縣也。 《詩，大明》曰：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。在洽之陽，在渭之埃。文定厥祥，親迎於渭。造舟為梁，不顯其光。又曰：纘女於莘，長子維行。《漢志》：郃陽，應劭曰：在郃水之陽。師古曰：合音合，即大雅「在洽之陽」也。《元和志》曰：同州夏陽縣南有莘城，即古莘國。文王妃太姒即此國之女也。合陽亦同州屬縣也。縣在合水之陽，合水則《水經》之所謂瀵水者也。別為一派，東流注河，不入於渭。 《孟子》曰：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。岐周既為一地，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，亦當同在一地矣。《書》曰：周公薨，成王葬於畢。則單言葬畢，不雲畢郢也。畢之為地，或云在渭之北，或云在渭之南。其主渭北者，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。而師古釋之曰：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。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。故《元和志》曰：咸陽縣治畢原也。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。至其命為渭南者，《皇覽》曰：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。又曰：秦武王塚在安陵縣西北，畢陌中大塚是也。人以為周文王塚者，非也。周文塚在杜中。案杜中即杜縣之中也。杜縣在鎬之東，於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。此說而果不謬，則畢陌又在渭南也。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，長安有畢陌，咸陽又有畢原，則原之為地，亙渭南北有之。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，因畢名兩出，而亦兩傳也。此其誤之所起也。若以人情言之，文都豐，武都鎬，豐、鎬與杜相屬。則《皇覽》謂文王葬於渭南者，其理順也。文王既葬渭南，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。《劉向傳》臣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：畢西於豐三十里，則地為渭南甚明。安陵有大塚，《皇覽》明指其為秦文王墓（安陵在咸陽），則渭北之「文」塚其不為「周文」而為「秦文」亦可據矣。又唐令狐亙疏曰：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。則武王所葬確在畢陌又可據矣。若夫郢之一地，尤難究的。安陵有程地者，伯休父於此得姓焉。或以《孟子》之畢郢為安陵之畢程，故人多信之。然其理不然也。河南亦有上程聚，蓋伯休父族世之在安陵者，隨平王遷洛而聚居此地也。則程自為程，元不為郢。安得謂畢為程耶？設使程可名郢，郢在渭北，不與渭南鎬聚相屬，自無由兼稱畢郢也。至於畢原也者，語出左氏，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。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為四侯者也。畢之與原既非一國，則畢原之語，必因其地有原名畢，故名之以為畢原。而夫原、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。通《元和》一誌，皆李吉甫為之。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，一雲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，一雲在咸陽縣北十三里，則是自相殊異，可以見其不的矣。予故知其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。 六月之《詩》曰：嚴狁匪茹，整居焦獲。侵鎬及方，至於涇陽。孔疏曰：涇陽，涇水之北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焦獲澤在涇陽縣北，亦名瓠，同讀也。《爾雅》十藪：周有焦獲。郭璞曰：今扶風縣瓠口也。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是也（涇陽即池陽也）。池陽南至豐鎬僅六七十里，而嚴狁居焉安整無畏，則其侵入已深而驕肆已甚矣！且又旁侵鎬方以及涇陽，則雖六月而遂北伐，何可緩也？此之為鎬，別是一地，非鎬京之鎬。詩之下文謂吉父來歸自鎬，而曰：我行永久，此則外次於鎬而方得來歸之辭也。若元在鎬京，則固不得謂「我行永久」矣。況夫鎬也方也，正為京邑，亦不容玁狁侵及乎此也。 在雲陽縣西四十里，鄭樸字子真隱於此。楊子曰：穀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，而名震於京師。即鄭白渠出山之處。 在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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