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曰：“六藝於治一也。《禮》以節人，《樂》以發和，《書》以導事，《詩》以達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義。”

故曰：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；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教也；廣博易良，《樂》教也；潔淨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儉莊敬，《禮》教也；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詩》之失愚，《書》之失誣，《樂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賊，《禮》之失煩，《春秋》之失亂。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《詩》也。

疏通知遠而不誣，則深於《書》也。

廣博易良而不奢，則深於《樂》也。

潔淨精微而不賊，則深於《易》也。

恭儉莊敬而不煩，則深於《禮》也。

屬辭比事而不亂，則深於《春秋》也。

自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戰國縱橫，真偽分爭，諸子之言，紛然散亂矣。

儒家者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此其最高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僻者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，苟以嘩眾取寵，此僻儒之患也。

道家者，蓋出於史官，歷紀成敗，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讓，《易》之謙謙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為之，則欲絕去禮樂，兼棄仁義，獨任清虛，何以為治？此道家之弊也。

陰陽家者，蓋出於羲和之官，敬順昊天，歷像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拘者為之，則牽於禁忌，泥於小數，舍人事而任鬼神，此陰陽之弊也。

法家者，蓋出於理官，信賞必罰，以輔禮制，此其所長也。及刻者為之，則亡教化，去仁愛，專任刑法，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殘賊至親，傷恩薄厚，此法家之弊也。

名家者，蓋出於禮官，古者名位不同，禮亦異數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？”此其所長也。及繳者為之(繳，音工鈞反。)，則苟鉤鈲析亂而已，此名家之弊也。

墨家者，蓋出於清廟之守，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，是以兼愛；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(右，信也。)；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(言無吉凶之命，但有賢、不肖、善、惡也。)；以孝示天下，是以上同(言皆同於治也。)。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為之，見儉之利，因以非禮，推兼愛之意，而不知別親疏。此墨家之弊也。

縱橫家者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使乎，使乎！”言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及邪人為之，則上詐諼(（音）許遠反)而棄其信。此縱橫之弊也。

雜家者，蓋出於議官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理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及蕩者為之，則漫羨而無所歸心，此雜家之弊也。

農家者，蓋出於農稷之官，播百谷，勸耕桑，以足衣食。孔子曰：“所重人食。”此其所長也。及鄙者為之，則欲君臣之並耕，悖於上下之序，農家之弊也。

文子曰：“聖人之從事也，所由異路而同歸。秦楚燕魏之歌，異轉而皆樂；九夷八狄之哭，異聲而皆哀。夫歌者，樂之征也；哭者，哀之效也。愔愔於中而應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”

論曰：范曄稱：“百家之言政者，尚矣！大略歸乎寧固根柢，革易時弊也。而遭運無恆，意見偏雜，故是非之論，紛然相乖。”

嘗試論之：夫世非胥庭，人乖鷇飲，理跡萬肇，情故萌生。雖周物之智，不能研其權變；山川之奧，未足況其紆險；則應俗適事，難以常條。何以言之？若夫玄聖御代，則大同極軌，施舍之道，宜無殊典。而損益異運，文樸遞行，用明居晦，回穴於曩時，興戈陳俎，參差於上世。及至戴黃屋，服絺衣，豐薄不齊，而致治則一。亦有宥公族，黥國仇，寬躁已隔，而防非必同。此其分波而共源，百慮而一致者也。若乃偏情矯用，則枉直必過。故葛屨履霜，弊由崇儉；楚楚衣裳，戒在窮奢。疏禁厚下，以尾大陵弱；斂威峻法，以苛薄分崩。斯曹魏之刺，所以明乎國風；周秦末軌，所以彰於微滅。故用舍之端，興敗資焉。

是以繁簡唯時，寬猛相濟，刑書鐫鼎，事有可詳，三章在令，取貴能約。大叔致猛政之衰，國子流遺愛之涕。宣孟改冬日之和，平陽修畫一之法。斯實馳張之宏致，庶可以征其統乎？

數子之言，當世失得，皆悉究矣。然多謬通方之訓，好中一隅之說。貴清淨者，以席上為腐議；束名實者，以柱下為誕辭。或推前王之風，可行於當年，有引救弊之規，宜流於長世。稽之篤論，將為弊矣。由此言之，故知有法無法，因時為業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。非至精者，孰能通於變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