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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之子殺人，繫于楚，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。其長子請行，不許，其後卒強以行。於是莊生因為入朝楚王而說之赦。蠡長子聞楚將赦，謂弟固可活矣，入莊生家，復取金去。莊生怒，竟說楚王論殺其弟。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為知也。自君子觀之，蠡固未嘗知也。
《比》之《蹇》曰：「比之匪人。」《隨》之《震》曰：「孚於嘉，吉。」夫以匪人之比，而望嘉孚之吉，其可乎？吾觀莊生非賢者也。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為慮無以異，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，烏得知？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，如果不欲受，卻之可也；既思終還之，則雖為取去，奚嫌焉？蓋生以為救蠡之子，而其家不見德，則不足以為名。又忿己以力為人，而反為人所易，故雖當其厚友之托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。噫！抑甚矣！郈成子過衛，右宰穀臣饗之，欲托以其帑而未言。及穀臣死，迎其妻子，分宅而居之。晉叔向繫獄。祁奚乘驛見範宣子，言而出之，不見叔向而歸。夫受人之事，則死生不以變其志；急人之難，而非為名高，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為，而蠡乃以望於莊生。及其不得，反以為其長子致之，何其謬也！且蠡當日即令遣其少子如楚，而其子之囚於楚者，亦必不可救。何則？長子生而貧，則嗇而貴財；少子長而富，則亦驕而輕士。今使膏粱之子，忽視貧士，指麾而為之用，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。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，挾殘忍以報睚眥，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，蠡之子不愈危哉！嘗考范蠡之行：當其相越，所圖皆傾險之謀。及越破吳，吳危急而求成，句踐欲許，獨蠡不可，而必亟斃之，其意蓋亦忍矣。夫涘頻之水，鱣鮪不遊，離靡之草，虎豹不居，旦暮之交，君子弗與。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，友天下之士而後為之謀，則忠信而不私，當其事，則利害而不渝。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，而蠡之所為，殘忍刻薄，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，宜其心賢之，而欲倚以為重也，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！
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，伍子胥之於吳，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，及至嗣子棄之，於是毅遂超然遠引，而子胥乃戀戀不去，終以諫死於吳。若是之不同何也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為，非以苟托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。
今夫毅之仕燕也，所任者，軍旅之事耳，惠王死而兵權奪，毅雖留，固無可為矣。當伍子胥困屈楚、鄭之郊，飄搖江海之間，結吳光於草野之際，一旦攝吳國而乘之，卒以君臣相倚，報父仇而成君之名於天下。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，員雖烏集起事，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。吾意闔廬之死也，必以吳托之子胥，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。子胥之心，方以為受先君之恩，寄社稷之重，思盡其輔弼之任，雖播棄而不忍自疏。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，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。設令子胥於驟諫不用之時，即引身去國，人亦誰得而議之？而樂毅之書至謂「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」，是其行固不免為天下之所譏，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，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，夫豈以行事求白於眾多之口也哉！
或曰：「子胥之諫夫差，其時季劄與同立於朝，季子親於吳而反不以諫死，何耶？」蓋自諸樊戴吳，欲以位傳季子，而季子又以賢得民。彼夫差者，忌而遠之甚矣。微子啟，帝乙之長子也，疑於紂而紂疏之，故抱器適周，而奉商祀。微子、季劄之不諫，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；伍員之諫，恃夙昔之恩，而冀君之一悟也，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，以為非吳親屬，諫死為過。夫彼謂為親屬者固宜死也，而微子、季劄之不死，又豈非親屬者哉！
為天子侍從之臣，拾遺補闕，其常任也。天子雖明聖，不謂無失；人臣雖非大賢，不謂當職。而不陳君之失，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，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；傳諸朝廷而改之，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。
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，則諫其失也，宜先於眾人。見君之失，而智不及辨與，則不明；智及辨之而諱言與，則不忠。侍從者，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。唐之初設翰林，百工皆入焉，猥下之職也。其後乃益親益尊，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。今有人焉，其於官也，受其親與尊，而辭其責之重，將不蒙世譏乎？
官之失職也，不亦久乎？以宜蒙世譏者，而上下皆謂其當然，是以晏然而無可為，安居而食其祿。自唐及宋及元、明，官制因革，六七百年。其不革者，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，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。彈劾、製造文章所別也，諫爭所同也。其為言官也，奚以異？入而面爭於左右，出而上書陳事，其為諫也，奚以異？今也獨謂御史言官，而翰林不當有諫書，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。是故君子求乎道，細人求乎技。君子之職以道，細人之職以技。使世之君子，賦若相如、鄒、枚，善敘史事若太史公、班固，詩若李、杜，文若韓、柳、歐、曾、蘇氏，雖至工猶技也。技之中固有道焉，不若極忠諫爭為道之大也。徒以文字居翰林者，是技而已，若唐初之翰林者，則若是可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