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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之有紀，肇於《吕氏春秋》十二月紀。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，冠冕百三十篇，蓋《春秋》之舊法也。厥後二十一家，迭相祖述，體肅例嚴，有如律令。而方州之志，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，不聞有所遵循；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，詳目而不能舉綱，宜其散漫無章，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。夫古者封建之世，列國自有史書；然正月必係周王，魯史必稱周典，蓋著承業所由始也。後世郡縣，雖在萬里之外，制如古者畿甸之法，乃其分門次類，畧無規矩章程，豈有當於《周官》外史之義歟？此則撰志諸家，不明史學之過也。
呂氏十二月令，但名爲紀；而司馬遷、班固之徒，則稱本紀。原其稱本之義，司馬遷意在紹法《春秋》；顧左氏、公、穀專家，各爲之傳；而遷則一人之書，更著書、表、列傳以爲之緯，故加紀以本，而明其紀之爲經耳。班固不達其意，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。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，特以表稱年表，傳稱列傳，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，惟志止是單名，故强配其數，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。至於例以義起，方志撰紀，以爲一書之經，當矣。如亦從史而稱本紀，則名實混淆，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。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，有關當代人君行事，其文本非紀體，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，於義固無害也。若稱本紀，則無是理矣。是則方志所謂紀者，臨本書之表傳，則體爲經；對國史之本紀，則又爲緯矣。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。
遷、固而下，本紀雖法《春秋》，而中載詔誥號令，又雜《尚書》之體。至歐陽脩撰《新唐書》，始用大書之法，筆削謹嚴，乃出遷、固之上，此則可謂善於師《春秋》者矣。至於方志撰紀，所以備外史之拾遺，存一方之祗奉，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，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，期於愼輯詳誌，無所取於《春秋》書事之例也。是以恭錄皇言，冠於首𥳑；與史家之例，互相經緯，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。
大哉王言，出於《尚書》；王言如絲，出於《禮記》。蓋三代天子稱王，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。後世以王言承用，據爲典故。而不知三代以後，王亦人臣之爵；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，此則拘於泥古，未見其能從時者也。夫《尚書》之文，臣子自稱爲朕，所言亦可稱誥。後世尊稱，旣定於一，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，豈得拘執古例，不知更易？是以易王言之舊文，稱皇言之鴻號，庶幾事從其質，而名實不淆。
勅天之歌，載於謨典；而後史本紀，惟錄詔誥。蓋詩歌抒發性情，而詔誥施於政事，故史部所收，各有當也。至於方志之體，義在崇奉所尊，於例不當別擇。前總督李衞所修《畿輔通志》，首列詔諭宸章二門，於義較爲允協。至永清一縣，密邇畿南，固無特頒詔諭。若牽連諸府州縣，及統該直隸全部，則當載入通志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，遂冒錄以入書。如有恩賜蠲逋賑恤，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，而詔諭所該者廣，是亦未敢越界而書。惟是覃恩愷澤，裦贈貤封，固家乘之光輝，亦邑書之弁冕，是以輯而紀之。御製詩章，止有《氷窖》一篇，不能分置卷帙，恭錄詔諭之後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。
古者左史紀言，右史紀事，朱子以謂言爲《尚書》之屬，事爲《春秋》之屬，其說似矣。顧《尚書》之例，非盡紀言；而所謂紀事之法，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。《周官》五史之法，詳且盡矣；而記注之書，後代不可盡詳。蓋自《書》與《春秋》而外，可參考者，《汲冢周書》似《尚書》，《竹書紀年》似《春秋》而已。然而《穆天子傳》，獨近起居之注。其書雖若不可盡信，要亦古者記載之法，經緯表裏，各有所主；初不拘拘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二體，而卽謂法備於是，亦可知矣。三代而後，細爲宫史，若《漢武禁中起居注》，馬后《顯宗起居注》，是也。大爲時政，若唐《貞觀政要》、周《顯德日歴》，是也。以時記錄，歴朝起居注，是也。薈粹全書，梁太清以下實錄，是也。蓋人君之德如天，晷計躔測，璣量圭度，法制周遍，乃得無所闕遺。是以《周官》立典，不可不詳其義；而《禮》言左史右史之職，誠廢一而不可者也。
紀之與傳，古人所以分別經緯，初非區辨崇卑。是以遷《史》中有無年之紀，劉子元首以爲譏；班《書》自敘，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，意可知矣。自班、馬而後，列史相仍，皆以紀爲尊稱，而傳乃專屬臣下，則無以解於《穆天子傳》與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諸傳也。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。如人君行蹟，不如臣下之詳，篇首敘其靈徵，篇終斷其大畧；其餘年編月次，但有政事，以爲志傳之綱領；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，則以一經一緯，體自不可相兼故也。誠以《春秋》大旨斷之，則本紀但具元年卽位，以至大經大法，足爲事目，於義愜矣。人君行事，當參以傳體，詳載生平，冠於后妃列傳之上。是亦左氏之傳，以惠公元妃數語，先經起事，卽屬隱公題下傳文，可互證也。但紀傳崇卑，分別已久；君臣一例，事理未安；則莫若一帝紀終，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。如鄭氏《易》之以《象傳》、《彖辭》，附於本卦之後之例，且崇其名曰大傳，而不混列傳；則名實相符，亦似折中之一道也。方志紀載，則分別事言，統名以紀，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，初無師法《春秋》之義例，以是不可議更張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