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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十一月案：錢大昕《四史朔閏考》：是月甲子朔。 乙丑，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。初，陳升之既拜相，遂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，欲以孫覺、呂惠卿領局，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。案：原闕二字，據《太平治跡統類》補。安石曰：“臣熟思此事，但可如故無可改者。”升之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無所不統，所領職事，豈可稱司！”安石曰：“於文反後為司，後者君道也，司者臣道也，臣固宜稱司。”升之曰：“今之有司、曹司，皆一職之名，非執政之所宜稱。”安石曰：“古之六卿，即今執政，有司馬、司徒、司空各名一職，何害於理！”曾公亮曰：“今之執政，乃古三公；古之六卿，即今之六尚書也。”安石曰：“三公無官，惟以六卿為官，如周公即以三公為冢宰，蓋其他三公，或為司馬，或為司徒，或為司空。古之三公，猶今三司；古之六卿，猶今兩府也。宰相雖雲‘無所不統’，然亦不過如故冢宰而已。冢宰惟掌邦治，至邦教、邦政、邦禮、邦刑、邦事，則雖冢宰，亦有所分掌矣！”升之曰：“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，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。”安石曰：“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補三司吏人，皆奏得旨乃施行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司，何故乃以為不可？”上曰：“乃者陳升之在樞密院，今俱在中書，並歸中書何如？”安石曰：“先王制事，各因時勢所宜。唐、虞兵刑，皆在士官，以臯陶一人領之。後世兵事，愈多而重，則分為司馬、司寇兩官，非欲茍變先王之法，以時勢不同故也。今天下財用困急，尤當先理財。《易》曰：‘理財正辭。’先理財然後正辭，先正辭然後禁民，為非事之序也。孔子曰：‘既庶矣富之，既富矣教之。’孟子‘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’此陛下之所以理財，特置一司，使升之與臣領之之意也。”特置一司於時事宜恐不須並，升之以為並之無傷。安石曰：“令分為一司，則事易商議，早見事功。若歸中書，則待四人無異議，然後草具文字，文字成，須遍歷四人看詳，然後出於白事之人，亦須待四人皆許，則事積而難集。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，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為奸。況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復，然後施行，自不須並入。”爭於上前，日高不決，乃皆退。他日又對，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，上欲使安石獨領，安石以為非便，曰：“陛下本置此司，令中書、樞密各差一人，今若與韓絳同事甚便。”上曰：“朕有是命。”升之深狡多數，善傅會以取富貴。為小官時，與安石相遇淮南，安石深器之。安石時為揚州簽判，有《送升之序》。及安石用事，務變更舊制，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，引之共事，凡所欲為，自條例司直奏行之，無復齟齬。升之心知其不可，而竭力贊助，或時為小異，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。安石不覺其詐，深德之。安石推升之使先為相，升之既登相位，於條例司事遂不復肯關預，安石固以請，升之曰：“茲事曷歸之三司，何必攬取為己任也！”安石大怒，二人於是乎始判。《紀事本末》卷六十六。案：《宋史·陳升之傳》：由是忤安石，稱疾歸臥逾十日，帝數敦諭，乃出。會母喪，去位。
２、丙寅，邢恕為崇文院校書。《長編》卷二百十一：三年五月乙巳，胡宗愈言：“新進士，崇文校書未有法度。”恕堂除近地，試銜知縣。原註：熙寧二年十一月三日初為校書，十年三月己巳復為校書。案：程俱《麟臺故事》卷二：熙寧中，以前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邢恕為崇文院校書。先是，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恕以為賈誼、馬周之流，召對，而有是命。乃詔今後應選舉可試用人，並令除崇文院校書，以備訪問任使，二年取旨，或除館職，或合入差遣。《宋史·邢恕傳》：恕從習程顥學，因出入司馬光、呂公著門。登進士第，補永安主簿。公著薦於朝，得崇文院校書。王安石亦愛之，因賓客諭意，使養晦以待用，恕不能從，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。安石怒，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，開奔競路，出知延陵縣，縣廢不復調，浮沈陜、洛間者七年，復為校書。
３、己巳，司封員外郎、直史館蔡延慶，右正言、直集賢院孫覺？同修起居註。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，王安石曰：“軾豈是可獎之人？”上曰：“軾有文學，朕見似為人平靜，司馬光、韓維、王存俱稱之。”安石曰：“邪恁之人，臣非茍言之，皆有事狀。作《賈誼論》，言優遊浸漬，深交絳、灌，以取天下之權；欲附麗歐陽修，修作《正統論》，章望之非之，乃作論罷章望之。其論都無理。非但如此，遭父喪，韓琦等送金帛不受，卻販數船蘇木入川，此事人所共知。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，反言蘇軾平靜，斯為厚誣。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，驟用此人，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？此人非無才智，以人望人誠不可廢，若省府推、判官有闕，亦宜用，但方是通判資序，豈可便令修註？”上乃罷軾不用。《紀事本末》卷六十二。
４、庚午，邇英講讀畢，上留司馬光，問以變更宗室法，光》對曰：“此誠當變更，但宜以漸，不可急耳。”《紀事本末》卷六十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