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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唐書》載：王圭始隱居時，與房、杜善，母李嘗曰：「兒必貴，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，試與偕來。」會玄齡等過其家，李窺大驚，敕具酒食，盡歡終日，喜曰：「二客公輔才，汝貴不疑。」杜子美《送重表侄王砅詩》曰：「我之曾老姑，爾之高祖母。爾祖未顯吋，歸為尚書婦。隋朝大業末，房杜俱交友。長者來在門，荒年自糊口。家貧無供給，客位但箕帚。俄頃羞頗珍，寂寥人散後。入怪鬢髮空，籲嗟為之久。自陳剪髻鬟，鬻市充栢酒。上雲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雲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。及乎正觀初，尚書踐臺斗。夫人常肩輿，上殿稱萬壽。六宮師柔順，法則化妃後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傳不朽。」杜詩所載如是之詳。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，似與傳文同，然此是圭妻杜氏，非關母李氏事。前輩往往疑之，終莫能辨，或以為傳誤，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，要當兼考，於理為得。傳言母李，而詩言妻杜，有以知婦姑皆賢，其高識遠見，甚非常人所能及者。母見房杜，則謂「二客公輔才，汝貴不疑。」妻見太宗，則謂「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」其事甚異。詩傳互相發明，皆可為據也。趙次公曰「虬髯十八九」謂太宗。又曰「有《虬髯公傳》」。僕謂引《虬髯公傳》誤矣，此非太宗，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。所謂虬髯公者，亦偉人，見隋室不靖，亦欲規圖基業，太宗既出，見其英武，為不可及，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。其事甚明，見《太平廣記》，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。
《新唐書》載：賈島初為浮屠，名無本。來東都，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，島為詩自傷，韓愈憐之，因教其為文，遂去浮屠，舉進士。當其苦吟，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。一日，見京兆尹，跨驢不避，詰之，久乃得釋。累舉不中第，文宗時，坐飛謗貶長江簿。《唐遺史》載賈島初赴舉在京，一日，在驢上得句云云，引手作推敲之勢。時韓退之為京兆尹，車騎方出，島不覺，行至第三節，左右擁至尹前。島具道所得詩句，退之遂並轡歸，為布衣交。後累舉不第，乃為僧，號無本，居法乾寺。一日，宣宗微行至寺，聞鐘樓上有吟聲，遂登樓，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，島攘臂奪之曰：「郎君何會此邪？」宣宗既去，島知，亟謝罪，乃除遂州長江簿，後遷晉州司倉卒，故程锜以詩悼之，有「騎驢沖大尹，奪卷忤宣宗」之句。《摭言》又載賈島太和中，嘗跨驢張蓋，橫截天街，時秋風正厲，黃葉可埽，島吟曰：「落葉滿長安」，求一聯不可得，不知身之所從，因沖京兆尹劉棲楚節，被系，一夕釋之。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，島尤肆慢，武宗訝之，初曰：「令與一官。」授長江簿，至晉州司倉卒。三者所載異同如此。《新書》謂先為浮屠，後舉進士。《遺史》謂後因不第，乃為僧，得「僧敲月下門」之句，沖京尹韓退之節。《摭言》謂聯「落葉滿長安」之句，沖京尹劉棲楚節。《新書》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。《遺史》謂奪詩卷忤宣宗，除長江簿。《摭言》又謂肆慢武宗云云。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，不可曉。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簿，墨制九十四字。若是，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。考蘇絳所撰墓誌，則曰：「罹飛謗，責授長江簿，三年秩滿，遷晉州司倉，會昌癸亥歲，終於郡官舍，歿未浹旬，又轉當州司戶，於我何有？」此正與傳文所載同，要當以此為正。島死於武宗之世，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，墨制疑後人所儗，以附會遺史之說。不然，則太和誤為大中，亦未可知。
文帝雖天資仁厚，然失於輕信，賞罰之命，往往出於一時，而不加審細，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，不至麗於有過之地。季布為河東守，人或言其賢，則召以為御史大夫，又或言其使酒，則罷歸故郡。賈誼通諸家之書，廷尉言其能，則召以為博士，絳灌言其擅權，則棄之長沙。周勃以大臣之重，或者言其反，則下廷尉，太后言其不反，則赦出之。太倉令或者言其過，遽下腐刑。緹縈言妾父廉平，則恕之。孟舒、魏尚守雲中，皆有能稱，稍有所聞，則下吏削爵，一聞田叔、馮唐之言，遂復其故職。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，以辯給而遷嗇夫；以犯蹕而欲致其死，以盜環而欲致之族，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，而賴張廷尉之救上也。文帝輕於賞刑，往往如此。正自其輕信之過，向非有以救之，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