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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御史台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，臣愚淺薄，恐言不足采。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，而能絀封倫，用魏鄭公之說，所以成貞觀之治。周世宗初即位，亦延群臣，使陳當世之務，而能知王樸之可用，故顯德之政，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。夫當眾說之馳騁，而以獨見之言，陳未形之得失，此聽者之所難也。然二君能辨之於群眾之中而用之，以收一時之效，此後世之士，所以常感知言之少，而頌二君之明也。今陛下始承天序，亦詔群臣，使以次對，然且將歲餘，未聞取一人，得一言，豈當世固乏人，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？抑所以延問者，特用累世之故事，而不必求其實歟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，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。陛下明智大略，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，如太宗、世宗之所至，恐不足以望陛下，故臣之所言，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。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，詳思臣言而擇其中，則二君之明，豈足道於後世，而士之懷抱忠義者，豈復感知言之少乎？臣所言如左。
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，有能承祖宗〈一作宗廟〉之德；聰明睿知，有能任天下之材。即位以來，早朝晏罷，廣問兼聽，有更製變俗、比跡唐虞之誌，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。然而所遇之時，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，在地則有震動陷裂、水泉湧溢之災，在人則有饑饉流亡、訛言相驚之患，三者皆非常之變也。及〈一作又〉從而察今之天下，則風俗日以薄惡，紀綱日以弛壞，百司庶務，一切文具而已。內外之任，則不足於人材；公私之計，則不足於食貨。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，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。海內智謀之士，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。以陛下之明，而所遇之時如此，陛下有更製變俗、比跡唐虞之誌，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。《易》曰：正其本，萬事理。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。
臣觀《洪範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，使之無閑，而要其所以為始〈一作本〉者，思也；《大學》所以誠意正心修身，治其國家天下，而要其所以為始者，致其知也。故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得之於心而已。得之於心者，其術非他，學焉而已矣。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。古之聖人，舜禹成湯文武，未有不由學而成，而傅說、周公之輔其君，未嘗不勉之以學。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，則湯以王，齊桓公以霸，皆不勞而能也。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。誠能磨礱長養，至於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，未有不能盡也。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，無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無以蔽其外。夫然則循理而已矣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從善而已矣，邪說之所不能亂也。如是而用之以特久，資之以不息，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，積其微者必至於顯。古之人自可欲之善，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，自十五之學，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逾距，豈他道哉？由是而已矣。故曰：“念終始典於學。”又曰：“學然後知不足。”孔子亦曰：“吾學不厭。”蓋如此者，孔子之不能已也。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，所以治內也；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，所以應外也。有以治內，此所以成德化也；有以應外，此所以成法度也。德化法度既成，所以發育萬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際也。
自周衰以來，道術不明。為人君者，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；為人臣者，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。一切苟簡，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，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。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，而無磨礱長養之具，至於不能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，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。不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，足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足以蔽其外。夫然，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，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。如是，而用之以持久，則愈甚無補；行之以不息，則不能見效。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，邪說長而正論消，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，以是而已矣。此周衰以來，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。可傳於後世者，若漢之文帝、宣帝，唐之太宗，皆可謂有美質矣。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，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，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，則彼烏足以雲乎？由其如此，故自周衰以來，千有餘年，天下之言理者，亦皆卑近淺陋，以趨世主之所便，而言先王之道者，皆絀而不省。故以孔子之聖，孟子之賢，而猶不遇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