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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心道心固無二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，或原於性命之正。生於血氣之私，豈非人欲？原於性命之正，豈非天理？况舜、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，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。繼之以「惟精惟一」，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，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。蓋察之不密，則二者交互於胸中，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，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，而不雜於人欲之私，不可得矣。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，而中可得矣。中即所謂道也。來諭援《孟子》「仁也者，人也；合而言之，道也」為證，而謂「道即人，人即道」。聖賢語言意各不同，兩處各看，令融液透徹，庶幾不相病耳。性善之說，以水清為喻非不善，第以清濁為言，則雜乎氣質矣。其後謂「氣有不齊，而其質則一」。意欲言性無不善，如水無不清，不知旣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，性不能皆善矣。當如孟子言「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」，則無病耳。此乃講學之本原，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，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，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，則議論方有的當，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。
來諭以天命比君命，此固然矣。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。蓋「心統性情」，性即心之靜，而情即心之動。心不能不靜而亦不能不動，豈有惡於情哉。今曰「人之本心即性也，其不善者情也。」心性旣無毫釐之別，又直以情為不善，則與滅情之見何異？孟子謂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」豈以情為不善哉？心性情之界限，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，無吝熟咀味也。
吾輩相去之遠，不得羣居講學，苟書問中又不能盡情無隱，而同聲相和即為同門之罪人，是以不敢茍相阿狥，而傾倒鄙見如此，幸詳之，復以見告。
一邪一正之說傷於刻畫。人心未必便邪，第生於血氣之私，不知簡柅，則易流於邪，此所以惟危也。當如敘中語「人莫不有是形，雖聖人不能無人心，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，則危者安、微者著，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」因暇日抄錄舊編，將因書復以告崇父。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。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，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，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為中。若便指人心為人欲之私，其意義無乃太踈淺。某再三詳之，極感開發。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，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，如是乃可以得中，非謂精一便為中也。「為」字似未穩，人心固不可便指為人欲，畢竟生於血氣，易流於人欲，此所以為危。〈中庸序〉於此辨析甚精，尊兄謂「平心定氣味之，又驗之於心，其旨自可見。」此言甚善，但當實用其功，則舊見庶可濯去，而新知當自得也。
蒙見教懲忿、窒慾二事，較之鄙見，尤覺條暢，足以補其缺漏，甚感甚幸。但謂「忿害淺故懲之，慾害深故窒之」，愚意恐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。蓋忿之來也暴，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橫而不可制，故必懲之，懲則尤欲其用力也。程子謂「治怒難，治懼亦難；明理可以治懼，克己可以治怒。」正謂此耳。慾心發於隱微之中，其來也以漸，只要早覺，纔覺便可制。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。以此觀之，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。尊兄以為如何？儻有未然，更俟開曉。
仕、學二端，謂理無窮，學寧有窮。援漆雕開事以證，可謂名言，良用敬嘆。但引周公事，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。驕、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。來教以為「聖人尚爾，况其未至者乎？」似便以周公為驕吝也，未免語病，更幸思之，詳以見教。
〈太極〉一篇之旨，渾融條暢，深得濂溪之意。如曰「理存乎物之中，物非出乎理之外。聖賢教人即物以窮理，〈大學〉之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」，援程子體用一原、顯微無間之說，且謂「《通書》之作不過發明是圖之意」，是皆至當之論，不可移易。第文蔚猶有一二所疑，不敢不求質於左右。
〈洪範〉初一曰「五行」，蓋當時箕子次叙九疇，謂當自「五行」而始耳，故有初一次二之目，以至於次三、次四以下莫不皆然。然來教謂「初一云者，五行中有太極。」恐求之太過而非箕子敘疇之本意。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陰陽非道，所為一陰一陽則謂之道，故曰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。如陰陽之運行往來者有二氣焉，是形而下者，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固是器亦道、道亦器，須著如此分別，則語無病耳。來教謂「是後天之學也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」，未免語病。是雖白玉之一瑕，恐垂訓立言，要當使無瑕可指為佳耳。鄙見如此，未審然否，幸反復之，以求眞是之歸。是望是望。
朱先生所引程子格物之說於《大學或問》中，其問作三截，中一截所引工夫次第，以潚觀之，豈非在「莫若察之於身」上着工夫，所以朱子自講格物一段亦只在心性情上，然後却及於身之所具，與身之所接，極其大、盡其小者，循序用工，先生以為然否？
格物工夫，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，蓋為察之於身尤為親切。吾身，萬物之理皆備。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，莫不皆然，非謂只察之於身，而不復推之於物也。
朱先生說持敬之方，歷舉程子、尹、謝之言固切矣。然以潚觀之，只自主一上着功夫，若能主一，便可整齊嚴肅，此所謂繇乎中而應乎外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