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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從解放以來，我們在洛陽地區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。不僅發掘了大量的古墓，還對於古代城址做了調查和發掘。工作的結果，有些已陸續在本刊、《考古通訊》和《考古學專刊》中加以發表。本期又發表陳公柔同志的一篇報告。我們為了將考古資料和文獻互相印證，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古代洛陽《圖》。趙萬里先生藏有一冊由《永樂大典》卷九五六一《元河南志》中鈔摹出來的古代洛陽《圖》，共計十四幅。現在徽得趙先生同意，將它們製版印出來，附在這裹，以供大家參考。
這個鈔本的圖僅十四幅，《永樂大典》卷九五六一的《元河南志》的圖，據說除了這十四幅之外，還有《河南府總圖》、《大祀殿圖》、《河南府路廨宇圖》、《河南郡邑山川圖》、《嵩嶽之圖》和河南府管轄的各縣圖。這鈔本中十四圖的標題和次序，和《永樂大典》原書並不完全符合。原書現藏日本的東洋文庫。但是圖的內容，們們曾取平崗武夫《唐代的長安與洛陽》所影印的四幅和這鈔本的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和十四圖相勘對，除了這鈔本於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圖添上宮、殿、門等的名稱之外，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。阮元於道光二十年摹刻的由《永樂大典》中鈔出的古代洛陽圖五幅，便是這鈔本的第二、三、五、六、十三圖，取以對勘，除了阮元將《曹魏都城圖》誤標為「《西晉京城》」以及摹鈔時有誤字和缺漏之外，也是完全相同的。可見這鈔本的十四圖，確是出於《永樂大典》卷九五六一的《元河南志》。
這鈔本每幅圖的後面，都另有一葉圖說。這些圖說是《永樂大典》原書所沒有的。第七圖的圖說，有「顧祖禹《方輿紀要》直以為魏文瓶造」一句，可見是清人所寫撰的，大概就是叫人臨摹這些圖的人所撰寫的。因為這些圖說可供閱圖時參考，所以仍將它們排印出來附在後面。圖說和圖中文字有誤奪處，便加注編者按語作為訂誤，都放在圖說中。
這鈔本相傳是徐松的鈔本。鈔本的末尾有「道光甲申莊璟繪並校」一行。道光甲申是道光四年。據繆荃孫的《徐星伯先生事輯》，徐松於嘉慶十五年成《唐兩京城坊考》五卷，是時他正在北京文穎館纂輯《全唐文》。後來遣戍新疆。放回北京後為內閣中書，道光四年刻《新疆賦》成。徐松於嘉慶十五年所撰的《唐兩京城坊考序》中也說自己於《永樂大典》中得《河南志圖》，亟為摹鈔。阮元於《漢晉洛陽宮城圖》的跋語中也說：「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《全唐文》時，《永樂大典》多移在館。有館中供事鈔得《東漢東都城圖》一紙，……《金墉城圖》一紙，余閱而喜之，亦不能究其從何處鈔出，遂令照鈔數紙」。所謂「館中供事」，也許便是指徐松。繆荃孫所看到的徐松鈔本《元河南志》，便是用《全唐文》格子，但是僅有志文而缺圖。說這冊莊璟繪本是徐松的，自然是可能的，雖然就鈔本的本身而言，這點並沒有確證。不過，這一點是肯定的；徐松在嘉慶十五年時，已摹鈔有《永樂大典》的《河南志圖》。這道光四年的繪本，不知道是從徐松的嘉慶年間鈔本重摹的呢？還是直接從《永樂大典》原書中摹出呢？如果這繪本是徐松的，那麼，各篇圖說可能便是徐松寫撰的。
《唐兩京城坊考》附有四幅古代洛陽圖：《外郭城圖》、《東都苑圖》、《宮城皇城圖》和《上陽宮圖》。據徐松的序文，這四幅圖似乎便是他所摹鈔的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河南志圖》。但是以平崗武夫影印的《永樂大典》原書的圖相對勘，差異很大。原書這四幅圖中僅有圖形，並無隻字；《城坊考》的圖不但添注上城門、宮殿、街坊等的名稱，並且《外郭城圖》的街坊布局大部分幾乎完全不同，又添上好幾條河渠，改變東城、宮城和皇城的形狀，刪去城門和宮殿的符號。《城坊考》的《東都苑圖》，不但刪去城門和宮殿的符號，增添上城門全部和幾座宮名，並且整個城垣的形狀由扁闊改變成狹長，還改變東北角的城形，補進「周王城」和平崗的圖相同，僅增添城門和宮殿的名稱>。《宮城皇城圖》和《上陽宮圓》二者，也都刪去宮殿和城門的符號，增添門名和宮名，改變了圖中各城的形狀。顯然的，《城坊考》中這四幅圖都不是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河南志圖》的臨摹本，而是參考原圖大加改動後另行繪製的圖。改動圖形和添進名稱的工作，幾乎可以肯定是徐松做的。他的根據是《永樂大典》本《元河南志》的志文；但是也包括徐鬆在《城坊考》中所作的補正，例如《宮城皇城圖》的官署名，於右衛率府的西面補上右監門衛，左監門衛改為左監門率衛。至於刪去宮殿和城門等象形的符號，當由於刻書時為了省工而刪去的，也許是收入《連筠宦叢書》時所做的。徐鬆對於這四幅圖雖做了這樣大的改動，但是在序文中隻字未提。前人沒有取《永樂大典》本原圖加以對勘，所以有人誤認為《城坊考》的這四幅便是《永樂大典》本原圖的摹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