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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記》「黃帝幼而徇齊」，《家語》、《大戴記》並作「睿齊」。司馬貞曰：「徇亦作濬。」蓋以徇與濬音相近、濬與睿文相近而言也。又曰：「濬當讀為迅。」則又因裴駰訓徇為疾，而以迅為疾，義相近而言也。去古既遠，經史中魯魚、亥豕，若此者不一，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，豈缺疑之義乎？
太吏公以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擇其言尤雅者，著為《本紀》書首，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，而不取其仙登於天之語，直書曰：「黃帝崩，葬橋山。」乃於《封禪書》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，至武帝問黃帝塚，則又稱：「或對曰：『黃帝已仙，群臣葬其衣冠。』」或者，疑辭也。其敘事可謂婉而直、微而顯矣。
《史記》書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，代神農氏，是為黃帝。審如其說，則以征伐得天下，自黃帝始矣。湯之放桀，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？仲虺作誥，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？孔子序《書》，斷自唐虞而下，《周易·係辭下》稱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學者考信於六藝，而闕其所不知，可也。
《史記·武帝紀》及《封禪書》所載黃錘史寬舒，《封禪書》注引徐廣曰：「錘，丈恚反。錘縣、黃縣，皆在東萊。」《武帝紀》注引韋昭曰：「黃錘，人姓名。」一以為地名，一以為人名，前後自相矛盾。《漢書·郊祀志》注引孟康曰：「二人皆方士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錘，直垂反。」其不取徐廣之說，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。然寬舒之名，數見於後，而無所謂黃錘者，又似可疑耳。
《漢書》沛公引兵至薛，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。走至戚，沛公左司馬得殺之。顏師古曰：「得者，司馬之名。」今按《史記》本文云：「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，殺之。」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「泗川守壯」四字，而誤以「得」字屬於上文。小司馬《索隱》知其誤，而疑左司馬當有名，遂以為曹無傷。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，而前無所考。姑存其闕文，可也。
《漢高帝紀》「吾以布衣，提三尺取天下」，謂三尺劍也。《杜周傳》「三尺安出哉？」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。王充《論衡》凡引高帝語，卻皆有「劍」字，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為奇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漢文帝紀年有「後元」，景帝有「中元」、有「後元』。葛勝仲曰：「謂之後，則疑若有極，乃不諱避，何耶？」按：劉貢甫《兩漢刊誤》：「元鼎四年方得寶鼎，無緣先三年而稱之。《封禪書》云：『後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數。』自元鼎以前之元，皆有司所追命也。」由是言之，則所謂中元、後元者，豈亦後來之追命乎？宜其無所諱避也。然以漢之《武帝紀》考之，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；四年得鼎后土祠旁。應劭於元年注曰：「得寶鼎，故因是改元。」貢甫因《封禪書》「後三年」之語，不取應劭之說，而謂四年方得鼎，似當考也。
漢元朔元年，有司奏：「古者諸侯貢士，一適謂之好德，再適謂之賢賢，三適謂之有功，乃加九錫。」然則九錫者，先王賞功之常典耳，後世顧假以為篡語，何也？
《漢·遊俠傳》「茂陵守令尹公」，注謂：守者，未真為之。或以為宋之權行試守，即其遺製，非也。《傳》稱門下掾說尹公曰：「一旦真令至，復單車歸為府吏。」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，若夫權行試守，皆正除之官，特以是別資序之崇卑而已。其所謂「行」，尤與漢不同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，張湯、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。宋制必繼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，乃稱「行」也。
《資治通鑒綱目》，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。其推蜀繼漢，本於習鑿齒；絀周存唐，本於沈既濟。而《感興詩》第六章、第七章，皆不及之。蓋天理之在人心，初無間於古今，先儒所見，適與前人暗合，而非有所祖述。學者誦《感興詩》，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。
僧瑩《湘山野錄》卷首書：「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賜李繼遷姓名，進封西平王。」按：《宋實錄》，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，賜姓趙，名保吉，授銀州管內觀察使，封天水郡侯。以其叛服不常，所賜姓名，兩經削奪。至道三年，真宗即位，因其歸順，仍呼之曰趙保吉，非賜姓名也。其授夏州刺史、定難軍節度使、銀、綏、宥、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，但加食邑，而不進封。製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，亦非次年。咸平六年，繼遷陷西涼府，為潘羅支所殺。終其身未嘗封王也。其子德明既立，奉表納款，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。《大詔令》及今新修《宋史》所載並同，而《野錄》無一與之合。繼遷建節之制，見於《實錄》及《大詔令》者，本云：「先帝早深注意，方議推恩，值軒鼎之俄成，築韓壇而未暇，逮眇躬之纂位，俄封疏以貢珍。彰厥遠圖，冠於當代，宜伸懋賞，式勸忠勳。」《野錄》所記既多異詞，且易「推恩」二字曰「真封」，以實其封王之說，皆未可盡據，李氏《續通鑒長編》及陳均《編年備要》乃獨有取焉，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，亦是舍正史而取《野錄》。筆削之意，莫得而詳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