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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為正統之論者，皆欲相承而不絕，至其斷而不屬，則猥以假人而續之，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。
夫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於一，斯正統矣，堯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、唐是也。始雖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於一，夫一天下而居正，則是天下之君矣，斯謂之正統可矣，晉、隋是也。天下大亂，其上無君，僭竊並興，正統無屬。當是之時，奮然而起，並爭乎天下，有功者強，有德者王，威澤皆被於生民，號令皆加乎當世。幸而以大並小，以強兼弱，遂合天下於一，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，猶有說焉。不幸而兩立不能相並，考其跡則皆正，較其義則均焉，則正統者將安予奮乎？東晉、後魏是也。其或終始不得其正，又不能合天下於一，則可謂之正統乎？魏及五代是也。然則不幸而丁其時，則正統有時而絕也。故正統之序，上自堯、舜，歷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而絕，晉得之而又絕，隋、唐得之而又絕，自堯、舜以來，三絕而復續。惟有絕而有續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。
然諸儒之論，至於秦及東晉、後魏、五代之際，其說多不同。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？是漢人之私論，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。其說有三，不過曰滅棄禮樂，用法嚴苛，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。五德之說，可置而勿論。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，然未原秦之本末也。昔者堯傳於舜，舜傳於禹。夏之衰也，湯代之王；商之衰也，周代之王；周之衰也，秦代之王。其興也，或以德，或以功，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。初，夏世衰而桀為昏暴，湯救其亂而起，稍治諸侯而誅之，其《書》曰「湯征自葛」是也。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。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，周之文、武救其亂而起，亦治諸侯而誅之，其《詩》所謂「崇」、「密」是也。其後卒攻紂而滅商。推秦之興，其功德固有優劣，而其跡豈有異乎？秦之《紀》曰：其先大業，出於顓頊之苗裔。至孫伯翳，佐禹治水有功，唐、虞之間賜姓嬴氏。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，秦仲始為命大夫。而襄公與立平王，遂受岐、豐之賜。當是之時，周衰固已久矣，亂始於穆王，而繼以厲、幽之禍，平王東遷，遂同列國。而齊、晉大侯，魯、衛同姓，擅相攻伐，共起而弱周，非獨秦之暴也。秦於是時，既平犬夷，因取周所賜岐、豐之地。而繆公以來，始東侵晉，地至於河，盡滅諸戎，拓國千里。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，周之國地日益蹙，至無復天子之制，特其號在爾。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。至其後世，遂滅諸侯而一天下。此其本末之跡也。其德雖不足，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、晉乎？始秦之興，務以力勝。至於始皇，遂悖棄先王之典禮，又自推水德，益任法而少恩，其制度文為，皆非古而自是，此其所以見黜也。夫始皇之不德，不過如桀、紂，桀、紂不廢夏、商之統，則始皇未可廢秦也。
其私東晉之論者曰：周遷而東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區區於尊周而黜吳、楚者，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？晉遷而東，與周無異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曰：是有說焉，較其德與跡而然耳。周之始興，其來也遠。當其盛也，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，眾建諸侯，以維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傳子孫而守之，以為萬世之計。及厲王之亂，周室無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幸而窺周。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聖人之業也。況平王之遷，國地雖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，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繼父，自西而東，不出王畿之內。則正統之在周也，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。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。其德法之維天下者，非有萬世之計、聖人之業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，推較其跡，可以曰正而統耳。自惠帝之亂，至於湣、懷之間，晉如線爾，惟嗣君繼世，推其跡曰正焉可也。建興之亡，晉於是而絕矣。夫周之東也，以周而東。晉之南也，豈復以晉而南乎？自湣帝死賊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繼世，徒以晉之臣子，有不忘晉之心，發於忠義而功不就，可為傷已！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說「君弑而賊不討」，則以為無臣子也。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，適當《春秋》之誅，況欲幹天下之統哉？若乃國已滅矣，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，卒不能復天下於一，則晉之琅邪，與夫後漢之劉備、五代漢之劉崇何異？備與崇未嘗為正統，則東晉可知焉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