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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漢之衰，曹公始踐五伯之跡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。既滅二袁、呂布、劉表，欲遂取江東而不克，既破馬超、韓遂，欲並舉巴蜀而不果，再屈於吳、蜀，而公亦老矣。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，幡然聽之，而桓、文之業，至此盡矣。然方是時，公在河朔，而漢都許昌，雖使主盟諸夏，而不廢舊君，上可以為周文王，下亦不失為桓、文，公不能忍，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，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。至司馬仲達父子，其勢蓋與公異矣。擁兵天子之側，固已不順，既殺王淩，害諸葛誕，非人臣矣。又降劉禪，服曹氏之所不能服，非貪其土地，而利其人民也，志亦在九錫耳。雖欲復為桓、文，尚可得乎？
宋武既誅桓氏，收遺晉而封植之，又克譙縱，執慕容超，逐盧循，擒姚泓，立四大功，天下莫能抗。然其志不在桓、文，而在九錫，亦已卑矣。方帝之克長安也，中原震恐，元魏雖姚氏之昏姻，而不敢救，羌氏雖關中之唇齒，而不敢爭。此其智力有餘，足以有為之時也。若能因其兵勢，據秦、隴之形勝，引吳、越之饒富，以經略中夏，成曹公河朔之勢，則王伯之功可冀，顧所以用之何如耳。然其兵未入秦，而使傅亮南走建業，發九錫之議。劉穆之死，南方無復可托，雖已入秦，而無留秦之意，舉千里之地，付一孺子而去。赫連勃勃乘之，兵將死者過半，狼狽而反，僅乃得脫。以帝之明，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，而志有所在，不暇它慮矣。
悲夫！以目前之利，而棄百世之功，有曹公削平之業，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，此君子之所追恨也。孔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蒞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古之為國，必具此四者，而後能成大功，如武帝之用兵，無敵於天下，可以言智矣。至其棄秦而歸，以求九錫之淫名，尚可以為仁乎？惟其仁智不具，故其功業止於是也。
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，而立奚齊，國人不順。其大夫裏克殺奚齊、卓子而納惠公，《春秋》皆以弑君書之矣。惠公既立，而殺裏克，以弑君之罪罪之。《春秋》書曰：「晉殺其大夫裏克。」稱人以殺，殺有罪也；稱國以殺，殺無罪也。裏克弑君，而以無罪書，此《春秋》之微意也。奚齊、卓子之立，以淫破義，雖已為君，而晉人不君也。既已為君，則君臣之名正，故里克為弑君，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。裏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，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，則裏克之罪，與宋華督、齊崔杼異矣。雖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賢方伯，裏克之罪，猶可議也。惠公以弑得立，而歸罪於克，以自悅於諸侯，其義有不可矣。然惠公殺克，而背內外之賂，國人惡之，敵人怨之，兵敗於秦，身死而子滅，至其謀臣呂甥、郤稱、冀芮皆以兵死，蓋背理而傷義，非獨人之所不予，而天亦不予也。
宋武帝之亡也，托國於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。少帝失德，三人議將廢之，而其弟義真，亦以輕動不任社稷，乃先廢義真，而後廢帝，兄弟皆不得其死，乃迎立文帝。文帝既立，三人疑懼，羨之、亮內秉朝政，晦出據上流，為自安之計，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，不以賊遺君父，無負於國矣。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、孔寧子、王曇首，皆陵上好進之人也，惡羨之、亮據其徑路，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。帝遂決意誅之。三人既死，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。是時寧子已死，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。文帝在位三十年，其治江左稱首。然元嘉三年，始誅三人，是歲皇子劭生。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，華、寧之子孫無聞於世，而曇首之子僧綽，以才能任事，亦並死於劭。
於乎，天之報人不遠如此。不然，晉惠公、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，何哉？謝晦將之荊州，自疑不免，以問蔡廓。廓曰：「卿受先帝顧命，任以社稷，廢昏立明，義無不可，但殺人二昆，而以北面，挾震主之威，據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為難耳。」善夫，蔡廓之言，不學《春秋》而意與之合。太史公有言：為國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前有讒而不見，後有賊而不知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，為人君父而不通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，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蹈篡弑之誅。其意皆以善為之，而不知其義，是以被之空言，而不敢辭。宋之君臣，誠略通《春秋》，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，徐、傅、謝三人必不受裏克之誅。悲夫！
《易》曰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，導之以禮樂，齊之以政刑，道行於其間，而民莫知也。文、武之後，雖召公、畢公之賢，君子不以為知道者。至春秋之際，管仲、晏子、子產、叔向之徒，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，然其於道則已遠矣。